失蹤者的足跡（上）

印紅標 著

版權信息

《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印紅標 著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389–7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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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Footprints of the Missing: Thoughts of the You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ese)

By Yin Hongbiao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389–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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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失蹤者的足跡（上）

作　　者：印紅標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1月13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獨家發行，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作者簡介

印紅標，1951年生於北京。北京大學博士。1987年起至今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任教。1992-1994年先後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進修和任訪問學者。2000-2001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任訪問學者。教學和學術研究領域包括中共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等，特別市文化中大革命中的群眾活動和思潮，已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前 言

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初和1976年行將結束之時，北京天安門廣場都曾經出現過以青年為先鋒的震驚中外的羣眾運動場面。1966年，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和青年學生揮動「紅寶書」[1]，高呼「萬歲」，接受偉大領袖的檢閱，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1976年，熱血沸騰的青年不顧政治高壓，以詩歌等形式譴責四人幫，喊出「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2]的抗爭之聲。文化大革命一首一尾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兩件歷史事件，象徵性地說明：十年時間，這一代青年人的政治思潮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熱烈地擁護、激情滿懷地參加文化大革命，到質疑和憤怒聲討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幫。

這是一代青年人用青春和熱血寫下的思想史上獨具特色的一頁，其中有狂熱的鼓噪，更有艱難的理性反思，以及為了伸張正義和真理的勇敢吶喊。然而，這些多姿多彩的思想活動，卻至今沒有在中國（內地）的思想史研究中留下應有的痕跡。曾經喧囂一時的紅衛兵思潮被刻意迴避，而紅衛兵運動結束之後的那些富有思想價值的、開啟了文革後思想先河的精神探索，在當年就是暗中進行、鮮為人知的，文革之後更不為人提及。只是見證過那段思想歷程的人，才發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感慨。[3]

任何一段精神歷程都有其價值，都不應當被掩蓋，被遺忘。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後，正是因為知識和經驗的積累，才使每一代人都可以繼承前人的智慧，不致一再從零開始。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想的迷失留給後人深刻的教訓，而思想先驅者掙脫精神枷鎖的勇敢探索，儘管稚嫩卻寫下了尋求解放的熱血篇章，使那一段思想史不致留下令國人羞恥的空白，也給後來者以久遠的啟示與激勵。為此，本書考察和分析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青年思潮與思想探索，試圖追尋其蹤跡，梳理其脈絡，嘗試揭開一段「失蹤」的歷史。

一 主題

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1966至1968年)是羣眾運動和社會思潮洶湧澎湃的時期，青年學生以紅衛兵的身份，運用大字報、演講、報紙刊物等方式，圍繞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形式、意義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論述和爭論。在隨後的數年裏（1968至1976年），大批青年被安置到社會底層。變化莫測的政治風雲，祖國、人民和個人命運的艱難坎坷，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給他們提出了無法迴避的問題。在這個政治高壓、言論和思想凋敝的嚴冬時期，一批青年思想者懷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百折不撓地勇敢探索政治和社會問題，形成意識形態堅冰下的思想潛流，孕育了文革末期，以至文革結束後思想解放浪潮中浮出水面的若干思潮。

由於知識分子在曠日持久的精神壓抑中，難於進行獨立的思想探索，長年處於失語狀態，從而使那些學養有限的青年人的思想活動，在中國民間思潮中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儘管青年人的思想探索不可避免地存在明顯的歷史局限，卻反映了很多中國人一度陷入思想的誤區，而後一步步衝破思想牢籠，重新樹立獨立思考精神，走向思想解放的艱難曲折的歷程，從而構成了當代中國思想歷史中沉重而閃光的一頁。

目前，中外學術界對於中國思想史上這一重要領域的研究十分薄弱，缺乏對基本歷史事實的考察和梳理，更罕見系統的理論論述。特別是對於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高潮過去之後，即1968至1976年期間的青年思想探索，人們至今所知無幾，相關研究更幾乎是空白。因此，對這一領域歷史事實的考察和整理、理論的分析和論述，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

鑒於這個領域學術研究的現狀，本書的首要和主要內容，是依據盡可能翔實的資料，揭示文化大革命時期青年思想活動的歷史事實。其次是對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中出現的不同傾向和思想流派進行梳理。最後是探討這些思潮和思想探索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歷史資料的發掘和梳理是本書的重點。

二 概念：時代、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

本書以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為主題，因此首先需要說明與主題相關的幾個概念。

本書沿用中國大陸通用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說法，考察1966年至1976年期間的青年思潮，同時注意到前兩三年（1966至1968年）與後七八年（1968至1976年）的顯著區別。前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體階段，後者可以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後續階段。[4]在1966至1968年紅衛兵運動階段，羣眾可以運用大字報、報刊、集會演講等相當廣泛的「大民主」方式，在中央認可的範圍內發表言論。1968年秋季以後，羣眾不再享有以「大民主」方式自主發表言論的有限機會，而處於強求一致的思想高壓之下。儘管如此，仍然有一批青年人保持着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強烈關注和興趣。

文化大革命直接起源於中共黨內鬥爭，十年間高層領導的政治鬥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並常常被賦予意識形態的解說。中央要求羣眾與最高領袖保持一致，上層鬥爭不時需要在羣眾中找尋支持，也往往關乎羣眾的切身利益，這就刺激了羣眾對政治和理論問題的關心。與此同時，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種種矛盾和弊端，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被激化，以擴大和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尖銳地擺在世人面前，觸動着具有強烈社會政治情懷的有志青年。凡此種種，構成了民間思潮非同尋常的環境和社會基礎。

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想者的主體，是在紅衛兵、上山下鄉等運動中經歷了大起大落人生磨練的「老五屆」和「老三屆」青年。這是在新中國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一代人。首先，他們出生在二十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在新中國接受學校教育，基本上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接受政治教育，受到毛澤東的理論和觀點（包括他的晚年思想）的深刻影響。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這一代人的主體是大學和中學的在校學生，其中在校大學生按照正常的教學計劃將先後在1966至1970的五年間畢業，故被稱為大學「老五屆」學生，在校中學生按計劃於1966至1968三年間初中或高中畢業，故被稱為中學「老三屆」學生。此外，與「老五屆」或者「老三屆」學生年齡相當的社會青年，以及年齡稍長或稍幼的一些青年人，也是當時思想活動的參與者，具有相同或類似的思想特徵。

其次，經歷了政治運動和動亂，湧現出一批具有相似的人生閱歷，熱心關注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青年。文革初期他們普遍參與紅衛兵運動，經歷或者目睹了政治動亂的大風大浪。紅衛兵運動過後，他們的命運繼續因政治運動而動盪不定。「老五屆」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農場、工礦參加體力勞動一段時間，接受「再教育」，然後分配做基層的專業或一般工作。「老三屆」中學畢業生則大部分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被送到農村、邊疆生產建設兵團或農場落戶，成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少數在城市做工或者到部隊當兵。1971年林彪垮台以後，隨着政策的調整，陸續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被抽調到廠礦或者返回城市，也有不少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才在「大返城」的風潮中回到城市。這一代青年的命運與國家的政治發展息息相關，由於缺少學習科學技術的條件，加上主導一切的政治鬥爭和嚴酷的社會現實，使他們中間不少好學者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產生了興趣並進而作出思考。

十年間，青年人對社會政治及意識形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思考、探索、論述、爭論，涉及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共黨內鬥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制度、社會關係和社會矛盾、農村及教育等方面的體制和政策等十分廣泛的領域。十年中，青年思潮的基本方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狂熱地擁護和參與文化大革命運動，努力學習和理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簡稱「繼續革命理論」），到質疑和批判以這個理論為指導的官方意識形態。

思潮通常是指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思想活動，而本書論及的對象，不僅包括造成顯著社會影響的思潮，同時也重視當時尚未廣泛流傳的分散的思想探索，視後者為思潮的一種特殊形式和組成部分。這是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環境和青年思想活動的特點決定的。

在1966至1968年紅衛兵運動時期，青年思潮喧囂似大潮洶湧，在1968年秋季以後的很長時間裏，則如潛行的涓涓細流。在潛流時期，青年思想活動通常是秘密或者半公開的，局限於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即上海學者朱學勤所稱「思想村落」[5]之中，不為外人知曉。然而，正是在這個思想潛流期，青年思潮實現了基本方向的轉變，孕育了1976年清明節聲勢浩大的四五運動，並為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的春天做了準備。

文革期間的思潮形形色色，本書集中考察當時青年關於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思潮，而較少涉及青年在文學等其他方面的思潮和活動。

考慮到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歷史條件，本書着重考察具有較強獨立思考特徵的青年思想。對於紅衛兵運動時期的思潮，本書注重青年自主解釋和發揮文化大革命理論，表現出思想個性的言論。對於羣眾運動退潮以後的青年思潮，注重考察和分析與官方宣傳相區別，被視為異端的青年思想，而較少述及緊跟當時官方主流觀點的言論。

三 國內外研究狀況

目前國內外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潮的研究尚屬薄弱。中國內地沒有出版相關的研究專著，論文也很少見。1990年代，徐友漁和宋永毅在香港分別出版了關於紅衛兵及青年異端思潮的著作，考察和分析的重點是紅衛兵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而對紅衛兵運動結束之後長達八年的青年思想狀況則涉及不多。就筆者接觸的資料而言，西方學者對紅衛兵運動做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對紅衛兵思潮以及紅衛兵運動結束後的青年思潮，所做的專門研究並不多。

中國學者徐友漁1999年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6]，是迄今為止關於紅衛兵思想和精神素質研究的最有學術價值的專著。徐友漁從紅衛兵精神素質的視角，揭示紅衛兵運動的行為模式、派系和地方差異、思想類型及文革前後的變化，對紅衛兵思潮做了比較深入的理論性分析。徐友漁提出：文革前官方意識形態灌輸、毛澤東在運動中策略的運用，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和政治體制中的矛盾，是紅衛兵造反行為、派別劃分和派別鬥爭的基本原因。這部專著以精神分析和理論評論見長，但其視角並不完全是社會政治思潮，因此以本書研究的角度觀察，這本專著對紅衛兵思潮本身的考察還比較籠統，例如沒有區別造反派與「極左派」紅衛兵。此外，對紅衛兵運動結束以後長達八年的青年思潮，僅作為紅衛兵運動的後果簡單提及。

旅美華人學者宋永毅、孫大進1997年編著，在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7]一書，以資料為主，兼作介紹和評論。書中收錄了很多紅衛兵運動時期有代表性的思想史文獻，全書八成以上的篇幅是文獻資料，有重要的資料價值，但是紅衛兵運動結束以後的資料，只有廣州「李一哲」大字報一篇。宋永毅在這本書中對「異端」思潮進行了考察和十分精彩的分析，在這個領域有開創性的意義。此外，徐友漁和宋永毅還發表了一些學術價值很高的研究論文。[8]

其他一些中國學者也對文革期間的青年思潮做過研究和評論。丁東對民間思潮的研究和評論涉及到文革期間，特別是上山下鄉運動以後的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但是他的文章多為散文、隨筆和思想評論。[9]

國內外學者關於紅衛兵運動的一些著作也涉及到紅衛兵思潮，並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例如：王紹光的《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羣眾》[10]一書，涉及湖北極左「新思潮」的情況，他的英文論文〈文化大革命新思潮〉（“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1]，對極左思潮的發展做了考察。清華大學唐少傑的《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一書，[12]涉及清華大學造反派的思潮論爭。此外，筆者也發表過一些與青年思潮相關的論文。[13]這些研究都為本書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和學術基礎。

西方學者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領域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些關於紅衛兵運動的論著，對當時青年的思想和社會心理進行了考察和分析，如美國華人學者陳佩華的《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Children of Mao :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14]。美國學者對文革青年思潮的研究集中在幾篇有代表性的文獻上，例如美國學者安格（Jonathan Unger）關於湖南楊曦光的論文〈楊曦光向何處去？紅色資本家和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動亂〉（“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5]、陳佩華、羅思典（Stanley Rosen）和安格編輯的關於廣州李一哲的論著《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李一哲論爭》（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16]、羅斌（Robin Munro）翻譯介紹雲南陳爾晉的《中國：十字路口社會主義，非官方的無產階級民主宣言》[17]。就筆者所知，西方學者還沒有關於1966–1976十年期間青年思潮方面較為有系統的研究專著。[18]

四 資料來源

文化大革命中青年思潮的資料原本相當豐富，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可以提供給研究者的資料卻十分缺乏，這是長期制約學術研究的最主要因素。筆者付出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於查閱、蒐集、整理文字資料和口述資料。

1 文字資料

原始的文字資料保留了文本的原貌，是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資料依據。對於文字資料，當然也要進行必不可少的文本考訂。

在文字資料方面，1966至1968年羣眾運動高潮時期的資料與1969至1976年期間的資料，有明顯的差別。

（一）1966至1968年羣眾運動高潮時期的文字資料有以下幾類：

（1）羣眾組織出版物，俗稱「紅衛兵小報」。1966至1968兩年多時間內，羣眾組織或者個人以多種形式發表了大量的言論，其形式包括大字報、報紙、刊物、傳單、小冊子、專集、演講、會議發言、廣播等，其中大批小報、刊物之類的紙質資料保留至今。

筆者本人陸續蒐集了一些紅衛兵小報，並有幸閱覽北京大學圖書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Library,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收藏的羣眾組織出版物，以及美國華盛頓「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和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編輯出版的影印文革資料集、美國華人學者周原和宋永毅編輯出版的影印資料《新編紅衛兵資料》，以及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筆者在蒐集過程中，得到了很多學術界前輩和朋友的熱情支持及幫助，從而大大充實了本書的資料基礎。

（2）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官方報刊雜誌，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以及地方報刊發表或轉載的很多紅衛兵和青年的言論。

（3）文革結束以後，中國學者和海外華人學者編輯出版的資料集。一些文革資料集收錄了紅衛兵運動時期青年思潮資料，其中重要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輯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徐曉等人編輯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19]、美國華人學者宋永毅等編寫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20]等。

（二）1969至1976年期間的青年思想資料。由於這一時期青年的思想活動基本處於被壓抑、被禁止的狀態，所以這部分資料非常難於蒐集。現在能夠看到的文字資料，主要有以下幾個來源：

（1）文革期間公開貼出的大字報等資料。今天研究者能夠讀到的這類資料，多來自私人保留下來的批判資料。如中共廣州市委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編印的批判1974年廣州「李一哲」大字報的資料，附錄了這張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全文。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編印的批判資料，加按語全文印發了1975年南京青年徐水良貼出的大字報。這些批判資料原則上是要求在使用過後收回的，但是由於發放範圍廣泛而有個別資料被羣眾個人保留至今。這是本書思潮資料的一個重要來源。

（2）文革結束以後，在平反昭雪冤假錯案的過程中披露的思想資料。例如上海青年王申酉的資料是在1980年為王申酉案平反過程中，由《人民日報》資深記者金鳳等人從公安部門的檔案中抄錄出來的。這類資料有些在平反時退還給受害人，有些則沒有退還。

（3）在文革期間已經成文而沒有公開發表，到文革以後才公開發表的上書、日記等資料。例如1976年春季雲南青年陳爾晉給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上書〈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在1979年發表於民辦刊物上。又如北京知識青年盧叔寧的日記，在2000年得以發表。[21]這些資料雖然在當時沒有造成社會影響，但仍然是記錄了青年思想的資料。

（4）文革結束後海內外出版的收錄了青年思想資料的書籍。這類資料集當中，重要的有余習廣主編的《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22]，徐曉主編的《民間書信》（書中收錄了知識青年的通訊，其中幾篇書信涉及社會政治思考）[23]，以及金鳳、丁東編註，在香港出版的《王申酉文集》[24]。

2 口述資料

除了文字資料之外，口述資料也是研究青年思潮的重要資料。口述資料可以印證和說明文字資料的背景，補充文字資料的不足，特別是對了解思潮背景、思想活動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筆者盡可能多地走訪與青年思潮有關的當事人。鑒於口述者的政治立場可能有很大的差異，筆者的訪問僅限於了解他們在文革期間的思想活動，不涉及其當今觀點。

中國內地和香港發表或者出版了一些涉及青年思潮的口述資料和回憶，其中重要的有徐友漁本人的文革期間的思想傳記《驀然回首》[25]、徐友漁編輯的口述訪談錄《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26]、徐曉等人編輯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米鶴都的《紅衛兵這一代》[27]。一些個人的回憶涉及了青年思想的情況，如楊曦光的《牛鬼蛇神錄》[28]、楊瑞的《吃蜘蛛的人》[29]和梁恒的《文革之子》[30]。

一些報告文學依據對當事人的訪問，記錄了青年思想者的歷史，引述了相關的資料，如《牟其中》[31]一書的作者袁光厚根據對牟其中的訪問，記錄了牟其中等青年人組織馬列主義研究會的歷史，並且引述了文革期間作為批判資料印發的馬列主義研究會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的部分文字。該文章的作者劉忠智在回答筆者的訪問時說，袁光厚的描述是可信的。

筆者屬於本書所講述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一代，因而本人的耳聞目睹和親身體驗對於準確把握歷史事實頗有幫助，同時本人盡力保持學者的客觀立場，避免因個人情感而影響到觀察和敘述的客觀準確。

很多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潮的資料，至今仍存放在政府機關或者單位的檔案裏，沒有開放，有些則分散在民間。本書僅依據筆者所接觸的有限資料，遺漏之處以及因資料缺乏而造成的片面論斷在所難免。相信隨着民間資料的進一步蒐集和檔案的開放，有關資料會逐漸豐富起來，朱學勤先生所說「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全貌最終會呈現於世人面前。

五 研究方法

本書的研究主要運用歷史學的方法，注重資料的考訂，包括對文字資料文本的考訂和對口述資料的考訂。考慮到口述資料在還原歷史原貌方面的局限，在資料的運用方面，會以文字資料作為考察思潮和立論的基本依據，只是在文本資料不足時，才輔助以口述資料，並同時盡可能對口述資料進行核實。在描述思想者的活動和社會背景時，則更多地依據口述資料。對於缺少文字記錄而又不能不提及的內容，才審慎地以口述資料為依據，並且予以說明。對於一時找不到文本依據而又難於準確把握的思想，只好暫告闕如，留待以後考察。例如廣州青年劉國凱於1971年底寫成的《文化革命簡析》，曾經油印成小冊子在朋友中傳閱，1980年底經作者修改以後發表於民辦刊物，帶有文革後修改的明顯痕跡。儘管筆者設法訪問了作者和當年讀過這篇文章的人士，但是終因缺少1971年的版本而只能放棄。

本書試圖依據歷史資料考察和分析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青年思潮狀況，勾勒出思想流派的主要觀點、演變的歷史和邏輯聯繫，對比分析各主要思想流派的特點，探討思想活動的存在方式，以及思潮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淵源等。

本書運用歸納、實證的方法，努力從紛雜的資料中，梳理出思潮發展的脈絡，提出理論性的分析，而無意以現有的理論框架整合歷史資料。

本書的敘述以時間先後為序，上編為紅衛兵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時間是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至1968年紅衛兵運動結束。下編為上山下鄉和四五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從1968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這是長達七八年的漫長時期，其開端是紅衛兵運動的退潮和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開始；其結束前夕，發生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反抗「四人幫」的四五運動。

[1]文化大革命期間，把《毛主席語錄》稱作「紅寶書」。

[2]〈要真正的馬列主義〉，載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頁281–282。

[3]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321–338。此文是應徐友漁之邀撰寫，先發表於《讀書》，1995年，第10期。

[4]中國和海外文革研究者對於文革的時段有不同的看法，中共中央所主張的1966至1976年「十年文革說」，是中國國內通行的說法，此外是將文化大革命限於1966至1969年的「三年文革說」，以及1966至1968年的「兩年說」。

[5]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321–338。此文是應徐友漁之邀撰寫，先發表於《讀書》，1995年，第10期。

[6]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7]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

[8]宋永毅：〈從毛澤東的擁護者到他的反對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覺醒的心路歷程的本質與毛澤東的集權思想〉，《當代中國研究》（紐約），2005年第4期；宋永毅：〈派別、實事與文革異端思潮〉，《二十一世紀》（香港），1998年12月號，頁119–124；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灣大學政治系編），第12期，1997年5月，頁10–16。此文的修改本以「蕭瀟」為筆名，以〈文化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為標題，轉載於電子刊物《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專集」（28），1997年10月；此文的刪節本以筆名蕭瀟，題目〈書的軌道：一部精神閱讀史〉，轉載於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徐友漁：〈異端思潮和紅衛兵的思想轉向〉，《二十一世紀》（香港），1996年10月號，頁52–64。

[9]丁東：《冬夜長考》（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10]王紹光著，燕青山、易飛先、張愛茹譯：《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羣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11]Shaoguang Wang, “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 no. 21(1999): 197–217.

[12]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13]印紅標：〈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北京），1997年第4期。

[14]阿妮達・陳（Anita Chan）著，史繼平、田曉菲、穆建新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阿妮達・陳即陳佩華。

[15]Jonathen Unger,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no.1 (Jan 1991): 3–37.

[16]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M. E. Sharpe, 1985).

[17]Chen Erjin, China: Crossroads Socialism, an Unofficial Manifesto for Proletarian Democracy, trans. and introduction. Robin Munro (London: Verso, 1984).

[18]以下一些英文著述應當與本研究相關，但是筆者無緣閱讀：Gregory Benton,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9).

[19]遇羅克著，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

[20]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

[21]盧叔寧：《劫灰殘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0）。

[22]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23]徐曉主編：《民間書信──中國民間思想實錄》（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

[24]王申酉著，金鳳、丁東編註：《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

[25]徐友漁：《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6]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27]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1993）。此書提供的資料，主要部分是由唐燦、米鶴都、陸建華和筆者四人於1985年完成的一項課題中的訪問資料，米鶴都添加了他本人的其他一些訪問資料，編寫了這本以資料為主的書。

[28]楊曦光：《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29]楊瑞著，葉安寧譯：《吃蜘蛛的人》（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1999）。本書英文原版為：Rae Yang, Spider Eaters: A Memoi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30]梁恒、朱迪思・夏比羅（Judith Shapiro）著，彭萍等譯：《文革之子》（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原書名為：Son of the Revolution。

[31]袁光厚：《牟其中》（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上 編

紅衛兵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1966–1968）

1966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高漲時期，數以千萬計的大學生和中學生投入了紅衛兵運動，他們關注的焦點是文化大革命。青年們熱烈地討論和爭論運動的任務和方式、對象和依靠力量、鬥爭的目標和方向、必要性和意義等現實和理論問題。一部分青年的思考超出了文化大革命運動本身，涉及了多方面的政策、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問題。在追隨文化大革命的大潮之外，也有青年人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勇敢的質疑和批評，這樣的青年為數很少，卻非常難能可貴。

在此階段，青年思想活動的存在方式主要是紅衛兵運動。不同思想傾向的青年聚集於各自的羣眾組織，形成相互區別以至衝突的政治派別及思想論爭。在文革領導者特許的政治框架內，青年享有比較多的言論機會，得以運用大字報、傳單、報紙刊物、羣眾大會等方式，不經黨政領導和教師批准即發表見解，交流意見，爭論問題，表現出一定的自主性。同時，這個「大民主」只是發動羣眾、開展運動的方式，而不是法治條件下的言論自由制度，因此，言論一旦超出了運動允許的範圍，就會受到壓制；違背或對抗文革領導者的意志，就會遭到批判、鬥爭、關押以至殺身之禍。除了言論之外，青年的行動也表現出思想的傾向。

這個時期，青年們普遍相信自己正在投身於一場偉大而神聖的革命運動，其主流思潮是崇拜毛澤東和他本人的理論，堅信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文革前十多年的政治教育日益受到中共黨內「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階級鬥爭教育、反修防修教育、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學習解放軍、學習雷鋒等運動，成功地塑造了這一代青年的思想，使這一代青年帶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同時，他們崇尚革命，崇拜領袖，習慣以階級鬥爭的觀點看待一切問題，期待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儘管這一代青年有着基本相同的政治教育背景，但是在運動中，由於毛澤東本人思想的矛盾性、[1]運動策略的轉變、中共黨內鬥爭狀況，以及青年們的社會政治處境方面的差異等因素，青年人對運動的理解發生了差別和分歧，紅衛兵當中也出現了派別分歧和不同思想傾向的衝突。鑒於這一時期紅衛兵運動中的派別爭論，集中反映了青年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思考，並有廣泛的社會影響，所以本書的上編，以紅衛兵運動的思想流派為主要線索，考察青年思潮，同時也兼顧紅衛兵運動以外的思想爭論。

這一時期有較大影響的思潮流派有「老紅衛兵」派、保守派紅衛兵、造反派紅衛兵[2]和「極左派」紅衛兵思潮，其他發生過重要影響的有遇羅克對「血統論」的批判。

[1]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毛澤東思想」指毛澤東本人的理論、觀點的體系，包括「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文革結束以後，「毛澤東思想」的概念經過第二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重新詮釋，特指中央認為經過實踐檢驗正確的理論，剔除了錯誤內容。鑒於這種情況，一、本書在直接和間接引用文革時期的言論時，一般保持歷史的原貌，即「毛澤東思想」指毛澤東本人的全部思想體系。二、在本書的敘述中，「毛澤東思想」一詞，指經過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重新詮釋的毛澤東思想。三、本書敘述中，「毛澤東本人的思想」指毛澤東的全部理論和觀點，不論其正確與否。四、本書中，「毛澤東晚年思想」指毛澤東在1957年以後的思想，其中很多內容被證明是錯誤的，或者至今仍存在爭議。五、本書中，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從1957年開始逐步發展，在文化大革命中成型，直到毛澤東逝世前夕，還補充了新的內容。

[2]目前通用的「造反派」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指一切造反的人；狹義指文革期間特定的羣眾組織派別。本書使用狹義的造反派概念。

第一章

老紅衛兵思潮和保守派思潮

老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是紅衛兵運動初期的政治主流，也是思想主流，兩者具有相似性，也存在一些差別。1966年6月至9月，是這兩派活躍的時期，以下分別予以考察和分析。

一 老紅衛兵思潮

「老紅衛兵」是紅衛兵運動的創始者、最早出現的紅衛兵派別，也是個性色彩鮮明的思潮。老紅衛兵由北京最早成立的一批紅衛兵組織構成，他們是指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前成立的紅衛兵，其代表性組織是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和6月2日成立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1]老紅衛兵基本上限於北京市的中學，但是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開創了紅衛兵運動的範式，影響及於全國。在各地學生紛紛仿效北京成立紅衛兵組織並出現派別分歧之後，「老紅衛兵」就成為建立最早、資格最老的一批紅衛兵的派別名稱。北京有幾所大專院校在8月18日之前，特別是在7月下旬和8月初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先後表態支持紅衛兵之後，也出現模仿中學紅衛兵的學生組織。在北京的大專院校和北京之外的大中學校，第一批紅衛兵的政治立場基本屬於保守派。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

老紅衛兵的成員是中學生，他們的言論和行動明顯地帶有青春期少年的偏執，常常不加掩飾地道出真實的內心思想；他們較少深入的論證，而往往是在行動中表現出自己的政治觀念和意向。

作為思潮派別，老紅衛兵的特徵是：率先在學校「造反」、批判學校領導和老師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運動中堅持不受工作組約束、宣揚實行家庭出身歧視的「階級路線」、衝擊所謂舊文化、打擊經典意義的階級敵人，[2]而反對把運動的矛頭指向黨政領導幹部、反對普遍衝擊文教界之外的「黨內當權派」。

1 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進行「教育革命」

老紅衛兵始終如一地以進行「教育革命」為己任——「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3]

在文革前的教育改革中，後來成為紅衛兵發起者與核心的一批幹部子女，就嘗試在學校「造反」，鼓吹「革命造反精神」。紅衛兵就產生於批判本校「資產階級辦學方向」的活動中，其首要目標是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進行教育革命。他們認為建國十七年以來，學校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實行了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沒有把毛澤東思想當作最高指示，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很少階級鬥爭觀點，沒有貫徹黨的階級路線。老紅衛兵的這些觀點來自毛澤東對教育界的一系列批判。1964年以後，毛澤東對教育界的批判愈來愈尖銳，從要求教育改革上升到教育革命。他號召學生在學校造反，在文革開始時作出批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4]

老紅衛兵由批判教育路線起家，自詡教育革命的先鋒，他們從「史前階段」、興起階段，到衰落而不甘寂寞的「新生」階段，都不曾改變「教育革命」的主張。

1966年5月初，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剛剛開始，北京清華附中的一些學生就質疑和批判學校的領導，與學校的領導發生矛盾。5月20日，這些激進的學生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彙報材料，認為應當徹底批判清華附中黨支部的「資產階級辦學方向」。[5]在不斷升級的衝突中，這些學生於5月29日成立了獨立於學校領導的團體——「紅衛兵」。

紅衛兵成立的第三日，5月31日，其六名核心成員聯名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信，歷數黨支部的錯誤有二十一類，共六十一條，[6]主要集中在政治方向問題和階級路線問題上。

第一，這封信指責學校「黨支部長期以來，沒有認真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拒絕把毛主席的書當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很少階級鬥爭的觀點，基本上沒有執行無產階級的辦學方針，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沒有貫徹黨的階級路線」，「阻撓《海瑞罷官》的討論」。其依據是學校領導沒有同意一些學生的不切實際的過分想法。例如，據該信稱，有學生問：清華附中為什麼不天天學《毛澤東選集》？黨支部委員解釋說：學習毛澤東思想不見得天天晚上讀半個鐘頭毛主席的書，中央文件、文章也是毛澤東思想。

關於「不抓階級教育」，這封信稱：1966年春，預642班學生提出要到八寶山革命烈士陵園掃墓，進行一次階級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班主任老師沒有同意，認為可以在別的地方進行，因為老師考慮運動會臨近，擔心校外活動影響體育比賽成績。此外，姚文元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後，有的學生要求暫停學校正在進行的關於「學習目的的討論」，對姚文元的文章進行討論。老師說那是學術問題，沒有同意。

在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問題上，這封信指責學校領導「不突出政治」、「大力宣傳『政治要落實到業務』」、「業務學習壓倒政治」，其依據是，學校領導曾經說：突出政治，最終要落實到業務；對學習成績不太好的學生說：主要的任務是把政治落實到提高學習成績。

第二，這封信指責清華附中領導班子的成分不夠可靠，教師隊伍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隊伍。信中稱：「我校黨支部共有黨員二十四人，預備黨員五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出身，工農出身的佔的比例很小。」並且指責「許多老師公開宣揚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思想，打擊革命幹部子弟」。

第三，該信指責學校領導有貫徹「階級路線的右傾傾向」、「（共青）團發展工作的錯誤方向」、「學校培養的方向是賈桂」[7]，其依據是據說黨支部和分團委提出，要在學校團結100%的人。這封信指責學校重點培養了一批學習好，體育好，非常迷信學校領導的，出身一般的同學，把團支部書記、分團委委員等重要職務交給他們。與此同時，該信指稱，學校對那些出身於工農或革命幹部的、政治上比較敏感、對新鮮事物接受得較快的、有獨立見解的以及對壞事物敢於鬥爭的同學，藉口他們思想片面、偏激，不加重視，不加理睬，並且多方面打擊，還給學生講1957年一些人提意見，成為右派的教訓等。所謂許多老師「打擊革命幹部子弟」，實際上是認為學校領導還沒有充分保障幹部子女的優先權，沒有依從激進幹部子女的造反行動。

這些指責集中在政治問題，而不是教育方法問題上，以極端的突出政治、強化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和階級鬥爭的觀念，對學校領導進行上綱上線的批評，是當時愈來愈教條化的政治和思想環境的反映。實際上，1964年以後，學校教育已經愈來愈強調突出政治、階級鬥爭教育、學習毛澤東思想、貫徹階級路線，但是總是跟不上毛澤東的要求，因而引起一些學生，特別是激進的幹部子女的批評。1965年底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經拉開，教育界首當其衝，學校的領導也曾努力爭取跟上形勢，但是不論怎樣掙扎，也是厄運難逃。

一些紅衛兵發起人回憶了他們熱衷於教育革命的情況。曾經受到毛澤東和江青讚揚的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發起人之一彭小蒙，在1992年回憶中說：「當時（指1966年文革開始時——引者注）我們（指發起紅旗戰鬥小組的一些幹部子女——引者注）只認為，文革是要革除教育制度上的毛病。當時我們對中國的整個的現狀是滿意的。⋯⋯對教育制度的不滿，一方面確實是中國的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毛澤東在對王海蓉、毛遠新的講話中的一些說法，使我們覺得中國整個教育制度肯定是不行的，決心要將學校變成抗大[8]。『文革』開始時，當〈五一六通知〉下達到部一級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了。我們將它連夜抄了出來。從〈通知〉中，我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文革』不僅僅是教育制度的問題，而是要同修正主義鬥爭，是關係到國家命運、前途、將來的面貌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頭等大事。」於是，「我們活動頻繁，每天不上課。學校威脅我們，說要將我們開除。特別是宮小吉。我們就去找四中、六中、八中的同學。在五月三十號或是六月一號[9]，我們成立了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清華附中成立了『紅衛兵』，前後經過的情況和我們差不多。」[10]

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的情況並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一股強勁的思潮。1966年6月初，許多學校，特別是幹部子女集中的重點學校，湧現出一批帶頭批判本校領導和教師的學生，其中幹部子女佔大多數，當中大部分人後來成為老紅衛兵的領袖或骨幹。清華附中紅衛兵與學校領導發生衝突以後，人民大學附中、北京四中等校學生到清華附中聲援紅衛兵，在聲援者的簽名中，可以發現某些中共中央高層領導幹部子女的名字。紅衛兵早期活動得到一些領導幹部的支持。[11]率先批判本校領導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中學生，也有人後來成為造反派，但是人數要少得多，如在北京二十五中。

紅衛兵進行的是「教育革命」，而不是「教育改革」。他們的重點是對教育界的政治批判，而不是教育方法的改革。當時的教育方法確實存在一些弊端，如課程負擔重，束縛學生思想的自由發展、應試訓練等，[12]但是這些問題一概被當作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當作政治性的問題。

正如許多當年的紅衛兵回憶時所指出的，紅衛兵與學校的對抗情緒，直接來源於毛澤東對教育的批判。1964年以後，毛澤東多次批評教育界，從對教育方法的批判，發展到從政治上全面否定教育界，號召學生在學校革命、「造反」。[13]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發出了「教育革命」的號召：「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4]清華附中紅衛兵對本校領導的批判，正是循着毛澤東的這個思路進行的。事實上在文革之前，一些得小道消息之先的北京幹部子女，就在流傳毛澤東批評教育界的講話，嘗試過在學校造反，並且得到過一些領導幹部的支持。[15]這實際上是紅衛兵造反的預演。

1964年至1965年，北京市西城區的北京六中、四中和八中，先後有高級幹部子女發起學生造反風波。[16]1964年春夏，與中南海相鄰的北京六中部分幹部子弟學生向中央反映：學校貫徹階級路線不得力、政治思想教育存在問題，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視。在隨後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北京六中的主要領導幹部受到批判鬥爭，其中三人被宣佈開除黨籍。[17]

不久，北京四中一些幹部子弟聯名給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寫信，反映本校「階級鬥爭尖銳」的情況，要求揭開學校階級鬥爭的蓋子。他們指責本校的思想教育工作存在嚴重問題，對一些有錯誤思想、反動思想的學生鬥爭不力，甚至包庇、縱容；指責本校領導班子的一些做法是修正主義的，許多領導幹部和教員的家庭出身是剝削階級，要求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階級鬥爭。

1965年1月12日，北京八中高三（4）班學生宣佈罷課罷考，許多班的團支部寫大字報表示堅決支持。[18]北京市委經過多方努力，平息了四中和八中的風波。[19]

文革前的教育改革，對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產生也有重要的影響。《中學生》雜誌[20]1964年第10期刊登了北大附中學生宮小吉的文章〈換得五分的秘訣〉，嘲諷和抨擊語文教學中應試教育的弊端。單就教學方法而言，文章不無可取之處，然而文章的發表是響應毛澤東倡導的教育改革，它的影響就不僅局限於教育方法的改革。《中學生》雜誌還刊登了其他一些學生的文章，邀請一些中學生擔任雜誌的通訊員，到雜誌社舉行座談，引導學生作教育改革的積極分子。不少在《中學生》雜誌初露鋒芒的中學生，後來成為文革中批判本校領導的第一批「闖將」。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幾位發起者都受過《中學生》雜誌的影響，有的擔任過通訊員，那位寫〈換得五分的秘訣〉的宮小吉，成了紅旗戰鬥小組的主要筆桿子。

1965年《中學生》雜誌

後來發起紅衛兵的清華附中學生在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彙報中回述說：「我們同清華附中黨支部的鬥爭是從1964年下半年開始的，是一貫的。」[21]這是事實。清華附中紅衛兵「造反精神萬歲」的口號，最早也是出現在文革前的教育批判中。1965年10月28日，清華附中預651班的幹部子弟駱小海在教室貼出一張小字報，題目是赫然六個字〈造反精神萬歲〉[22]。文章激烈抨擊教育制度，鼓動在學校造反，進行教育革命。這個針對教育制度的「造反」主張，直接來自毛澤東對教育界的批判，是紅衛兵造反的先聲。七個月以後，這張小字報的作者成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發起人，不久又執筆起草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代表作〈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

老紅衛兵以進行教育革命為己任，為「本分」，為自己的驕傲，從它的「史前階段」、它的出世、一直到它的衰亡。1967年，沒落的老紅衛兵仍然自詡教育革命的先鋒，要在教育革命中幹出一番事業，以證明自己的革命精神。老紅衛兵派的喉舌《湘江評論》發表的評論員文章說：「我們紅衛兵來到這個世上，第一個敵人是什麼？是束縛我們頭腦和拳腳的劉少奇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是改造我們頭腦和拳腳的劉少奇修正主義教育制度！」現在，「許多老紅衛兵都新生了，這是多麼值得慶賀的事啊！同志們，沒事幹嗎？不，我們的本分還沒有完成！教改去！把教育戰線的領導權奪回來，奪到工農兵手中！把教育的優先享受權奪回來，奪到工農兵子女手中！把那些統治我們學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趕出去！把那些封、資、修的玩意拋出去！把教育的大權牢牢掌握在我們手中！」[23]

文革前，在教學水平比較高的學校，往往既集中了幹部子女，又集中了舊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的子女，例如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職員、資本家的子女。前者的優勢在於政治，而後者的優勢常常在於專業學習。學習成績優異和聽老師話的學生更容易受到老師和學校的賞識。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強調突出政治，對此有所衝擊，但是未能根本改變。在不少幹部子女看來，更加激烈的革命意味着更多的優先權，這是他們熱烈期盼教育革命的內在原因。

紅衛兵的教育革命主張來自毛澤東的思想，但是也攙雜了他們小羣體的特殊要求。文革前毛澤東號召教育革命，着重點在要求教育為政治服務、以階級鬥爭為主課、結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治，幾乎沒有談到在學生中貫徹「階級路線」的問題。而在紅衛兵的教育革命概念當中，貫徹階級路線是反覆提出的重點之一。所謂貫徹「階級路線」，是對學生實行家庭出身的歧視性區別對待政策。十分明顯，這裏有幹部子女謀求優先權或特權的要求。

由於毛澤東在此前幾年對文化界、教育界的多次嚴厲批評，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很多人認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界、教育界的革命，鬥爭的主要對像是文化界、教育界的某些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中的「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從中央到地方和基層的許多領導幹部、普通黨員和羣眾都認為是這樣，紅衛兵在學校造反，得到一些領導幹部的賞識，被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領導人所肯定，被看作是左派學生的革命行動。[24]然而，教育界的「革命」、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學校領導的批鬥，固然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內容，但不是運動第一位的任務。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重點在黨內鬥爭——鬥爭「黨內走資派」，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不惜發動羣眾普遍衝擊領導幹部。老紅衛兵對教育革命異常激進，卻沒有，也不願接受毛澤東重點鬥爭走資派的主張。他們的這種態度注定了遲早被拋棄的命運。

2 鼓吹「血統論」

老紅衛兵掀起鼓吹極端「階級路線」即「血統論」的狂潮。

這個階級路線的登峰造極的表述，是風行一時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階級路線的原則是：一個人的家庭階級狀況，基本決定了本人的政治態度，從而決定了這個人應當享有的社會政治權利和地位。這是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即所謂「紅五類」的子女，尤其是為幹部子女謀求優先權，同時對其他家庭出身的青年實行歧視和迫害，赤裸裸地表現了幹部子女當中流行的追求政治和社會特權的思想傾向。這個被批判為「血統論」的極端歧視性主張，是老紅衛兵事實上的組織原則，是剖析老紅衛兵社會基礎和解讀老紅衛兵思潮的關鍵。

這副對聯的產生與紅衛兵直接相關。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彭小蒙1992年回憶說：「對聯是這樣出來的：我們組織（指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引者註）中一個出身中將家庭的姓劉的學生有一天與葛佩琦（人民大學有名的大右派）的兒子發生爭執，葛的兒子罵了一句『混蛋』，第二天這個同學就貼出了那副對聯。工作組看見後堅決反對，讓我們取下來，並向葛賠禮道歉。劉不同意，我去和工作組爭論，認為這是階級路線問題。『對聯』成了我們反對工作組的武器。」[25]

「老子英雄兒好漢」原本是民間對父子兩代人都是英雄好漢的讚美之詞，也出現在戲劇的戲文當中。[26]然而，在老紅衛兵的對聯裏，這句話的含義發生了變異：老子是英雄，兒子就必定是好漢；與此對應，老子反動，兒子就勢必是混蛋，這就道出了紅衛兵的階級路線的核心內容。雖然也有紅衛兵感覺對聯的提法太過絕對、不夠策略，加上「基本如此」的橫批，但是這副對聯還是被普遍當作階級路線的簡約表述，被紅衛兵譜成歌曲在行動時高唱。紅衛兵為推行對聯多次發起辯論會，並在對聯的「辯論」中壯大，對聯事實上成為紅衛兵的組織原則——只有出身「紅五類」的學生才有資格參加紅衛兵，而堅決反對對聯的學生，即使出身「紅五類」也不能參加紅衛兵。對聯成為老紅衛兵與生俱來的鮮亮胎記。

紅衛兵的文獻中不乏赤裸裸地鼓吹「血統論」的文字。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從成立之時，就十分強調家庭出身，它的一張大字報〈「自來紅」們站起來了〉不加掩飾地宣稱：

有人誣衊我們是「自來紅」[27]。崽子們，你們的誣衊是我們無上的光榮。你們說對了，要問老子是那個，大名就叫「自來紅」。我們從小長在紅旗下，或生長在紅色的部隊、家庭環境中，從小就飽受革命的教育。我們的老子是跟着黨跟着毛主席從槍林彈雨中闖出來的，他們對黨對毛主席最熱愛，並且從小就這樣教育我們，所以我們從小就對黨對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熱愛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時時刻刻滲透到我們的體內，我們從裏到外都紅透了。「自來紅」正說明了老一代的革命傳統是怎樣傳給了革命的後一代！我們純純粹粹是無產階級的血統，我們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後一代。而資產階級高級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環境中生長的你們，整天在家裏受到的是黑、黃、白等雜七雜八的教育。你們不改造，就會「自來黑」「自來黃」「自來白」。⋯⋯革命的重擔落在我們肩上，大權一定要我們掌握！這是毛主席給我們的最大權力，誰敢反我們，就堅決專他們的政，要他們的命！

文章號召：「所有自來紅們，拿出我們的火熱的革命精神來，和一切資產階級『權威』和他們的崽子和一切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鬥到底！」[28]

清華附中紅衛兵齊向東的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則稱：「我們要造反，要奪權，要組織階級隊伍幹革命，就是要大講階級路線，就是要看成分！」[29]

清華附中另一篇大字報更是出言蠻橫霸道：「我們工農革幹子弟要當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們面前必須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凡出身非工農革幹子弟者，我們可以隨意找來談話。他們在我們面前必須矮三寸！」[30]

對階級路線問題，老紅衛兵當中也有一些不那麼絕對化的做法和表述，但是其基本傾向是一致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第一批成員中，有個別出身「中等」，既不是「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31]出身的學生。初創階段的紅衛兵尚很孤立，家庭出身還沒有被抬到後來那樣重要的地步，觀點的一致依然是主要的凝聚點，但是紅衛兵站穩腳跟以後，就沒有吸收新的「非紅五類」[32]子女。清華附中紅衛兵在一些正式文告中的提法比較策略。例如他們的〈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1966年8月27日）在強調紅衛兵以「紅五類子弟為核心和主體」之後原則性地表示：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人「大多數經過鬥爭的考驗和痛苦的脫胎換骨的改造是可以團結的，不可籠統地叫作『狗崽子』，團結的目的是為了改造他們。其中少數人，政治表現很好，忠於毛澤東思想和黨的階級路線，也可以吸收他們參加『紅衛兵』」。但這只是紅衛兵在學校裏建立了自己的霸權地位之後的策略性表示，不具實踐意義，不是要馬上落實到行動的基本政策。

階級路線本來是指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對不同階級區別對待的政策，其依據是人們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具體到個人是指本人佔有生產資料的狀況，即本人的階級成分。而紅衛兵所強調的階級路線，則是指對不同階級成員的子女區別對待的政策，其依據是家庭即父輩的階級成分。這個政策本身不僅違背社會平等的原則，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因為家庭的成分不等於本人的成分，未進入社會的青少年還沒有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

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

在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提出工農子女應當享有受教育的優先權。[33]在激烈的階級鬥爭和戰爭中，這一政策對建立和鞏固革命根據地政權的社會基礎、平衡舊社會工農子女在受教育方面的長期弱勢，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弊端也是明顯的——無視少年兒童受教育的平等權利。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項政策本應逐步弱化，但事實是，在優質教育及就業資源長期緊缺的背景下，這項政策隨着強調階級鬥爭而被不斷強化；並且工農子女的優先權演變為「出身好」的青少年的優先權，實際受惠者更大程度上是領導幹部子女。

在學校貫徹階級路線意味着出身好的學生，主要是幹部子女，更容易進入重點學校，更受器重，容易進入共青團、共產黨，被培養為學生幹部；出身不好的學生，其發展則面臨種種人為的障礙。這項政策把出身好的學生，特別是幹部子女「革命後代」，當作「接班人」的優先培養和選拔的對象，為他們成為社會精英、進入領導層準備條件。在消滅了私有制的社會，社會資源的管理權及享用權高度集中在領導層手中，在這樣的社會，政治權力如同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一樣，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而使子女進入領導層，也就具有了相當於私有制下的財產繼承權的意義。「革命接班人」在狹義上意味着未來的領導者。階級路線為出身好的青少年打開了通向這個目標的捷徑。一些老紅衛兵在宣揚這個階級路線時把話說得很透：「我們是頂天立地的革命後代，我們是天生的造反者。我們到這個世界上來，就是為了造資產階級的反，接無產階級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34]「幹部子弟要掌權！天下是我們的！」「二十年後的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35]不論紅衛兵對這一層社會關係和利益是否有清楚的認識，至少在感性上他們悟到了這個階級路線的社會意義。

文革以前的領導者，在家庭出身問題上執行的階級路線，並不像文革中老紅衛兵主張的那樣極端。在文革以前十多年裏，階級路線雖然愈搞愈「左」，但是始終有所節制，講究策略。它給予出身好的青少年優先權，同時要求他們不要有天生高人一等的「自來紅」思想，還要注意學習、改造思想，做到又紅又專；對出身不好的學生，雖然實際上愈來愈多地設立發展障礙，但是也表示給他們出路，提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要求他們不要自暴自棄，而要自覺改造，爭取進步。針對青年在家庭出身問題上的困惑，領導者多次重申「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的政策。[36]這個說法雖然有緩和矛盾的作用，卻混淆了本人階級成分和家庭階級成分的區別，以歧視性的區別對待為基礎。這個說法本來應當僅適用於要求參加革命的非無產階級成員，例如對參加革命隊伍的中農，若將它擴展為對家庭出身問題的政策，是不符合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

文革之初，工作組領導運動時期，把階級路線高度強化了，在扶植和培養學生幹部時，把家庭出身作為最重要的標準之一。在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等重點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學生委員絕大多數是幹部子女，其中包括紅衛兵（或「紅旗」）的部分主要頭頭，但是紅衛兵仍然不滿足。他們急於建立徹頭徹尾的幹部子女霸權，打擊敢於向他們挑戰的「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在同齡人裏複製前輩的社會關係。他們在政治上還不太懂得運用策略，不太懂得「過猶不及」的道理。他們在謀求特權的同時，也把大多數學生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一些有頭腦的紅衛兵領袖多少意識到了這一點，不主張極端的提法和做法，但是仍然不可能扭轉赤裸裸地謀求「紅五類」特權的洶湧思潮，反而是被大潮推着走。

老紅衛兵是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他們在階級路線問題上的立場，表現了對切身利益的追求，這是解讀老紅衛兵思潮的關鍵所在。老紅衛兵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其中重要的一條是指責原校領導沒有貫徹階級路線。老紅衛兵與工作組的矛盾焦點，是工作組要求他們解散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紅衛兵——他們自封的階級隊伍。他們以「紅五類」為區分親疏的標準，寧可親近保工作組的幹部子弟，也不願接受批工作組的平民子弟。[37]他們懷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歷史責任感參加運動，但是不承認其他出身的青年有同樣的權利，把這種神聖的情感視為「紅五類」子女的專利。他們發起「破四舊」運動，猛烈衝擊社會，但是反對運動觸及領導幹部——他們的父母即特殊權利的來源。他們後來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着眼點也是反對打擊幹部子女、反對衝擊老幹部。他們所以敢於與原學校領導、工作組、直到與中央文革小組對立，甚至衝擊公安部，也在於他們堅信：這個國家是他們的父輩打下來的，階級鬥爭一定是鬥別人的，打擊他們的人一定是階級報復。即使他們被宣佈為「反動」以後，他們並不服氣，仍然懷着這樣的信念：「二十年後的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38]不難理解，老紅衛兵的自信源於對社會現實的感悟，只要基本制度不發生變革，他們就是既得利益者，不論發生什麼風波，最終會是如此。然而，這種社會現實正是一種社會痼疾。

問題是：被老紅衛兵當作天經地義的、體現了「階級鬥爭」原則的階級路線，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不那麼靈了。事實上，明目張膽的「血統論」只是一羣特權思想嚴重的幹部子女夾帶到文革中的私貨，並不怎麼符合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的意圖。紅衛兵的階級路線不僅傷害了廣大的青年學生，而且不利於發動羣眾。毛澤東顯然並不欣賞紅衛兵的這種做法。他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讚揚了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也在信的結尾處寫下了對紅衛兵的建設性勸戒：「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39]毛澤東顯然注意到了紅衛兵政治上的偏狹。毛澤東對以家庭出身為中心的這個階級路線，沒有表現過特殊的興趣。事實上，對這個階級路線有興趣的，更多的是領導幹部和幹部子女，而不是最高領袖。[40]

負有文革領導職責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基本傾向是批評這個階級路線。在紅衛兵狂熱地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副對聯的時候，江青提出了批評性的勸告：「我不完全同意（對聯）」，並稱其為「封建術語」，要求紅衛兵不要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下去，妨礙實現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41]

9月25日，陳伯達在接見外地學生時說：高級幹部子弟把持領導權對運動不利，對本人不利。他以個人名義建議：高級幹部子女在文化革命佔有領導崗位的，應當讓出來，讓普通的工農子弟領導文化革命。[42]陳伯達的這個「個人」意見，顯然是傳達了文革領導集團，甚至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

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陳伯達稱老紅衛兵竭力推崇的階級路線是「血統論」，將其列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形式之一。他說：所謂「自來紅」、「老子英雄兒好漢」實際上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43]陳伯達的講話應當是傳達了毛澤東的意圖。

紅衛兵的「階級路線」原則上是以階級鬥爭，而不是以血緣傳承為理論依據，「血統論」可以說是一頂政治帽子，但是也確實揭示出了這個「階級路線」的實際走向。當時，紅衛兵奉行「血統論」、幹部子女掌握羣眾運動領導權的狀況，阻礙着運動向衝擊領導幹部的方向發展。強調階級路線（或曰「血統論」）現實上成為領導幹部組織隊伍以求自保的思想和政治武器。中央要求地方和基層領導人為錯整的羣眾平反、要求批判「血統論」，顯然是為打破種種屏障，爭取更廣大的羣眾，將運動矛頭引向黨內當權派。批判「血統論」直接危及了幹部子女的利益，老紅衛兵從中感覺到文化大革命不再是他們想像中的革命，中央文革小組也不再是他們的支持者，因而逐漸走向反抗。

3 堅持不受工作組約束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

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由黨的各級組織領導運動？在文革之初，黨內外很少有人能搞清楚。紅衛兵不受工作組約束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恰好符合毛澤東自下而上發動羣眾，擺脫基層黨組織的控制，造成「天下大亂」局面的意圖，而紅衛兵與工作組的摩擦也適合反對劉少奇的需要。紅衛兵得到毛澤東的賞識，當源於此。

1966年6月初，紅衛兵因為堅決地批判學校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受到共青團中央派來的工作組的支持，被工作組當作敢於向原學校領導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鬥爭的「左派」。但是工作組進校以後，與紅衛兵在運動的政策以及羣眾組織的地位問題上發生分歧。

1966年6月下旬，清華附中工作組在學校組織「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文革委員會」、「校文革」），為了擴大代表性，除了紅衛兵成員以外，還吸收其他「左派」師生進入文革委員會。紅衛兵認為吸收其他師生是「拉夫」，是「背包袱」。[44]6月22日，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作報告，次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社論〈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要求在運動中團結絕大多數學生和教師。紅衛兵認為，工作組和《中國青年報》社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調子低了，火藥味不濃，是折衷主義。為此，紅衛兵貼出〈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45]和〈左派學生的責任是徹底鬧革命〉[46]等幾張大字報。紅衛兵的大字報說：

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們了！我們就是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一起投過去，來一場大搏鬥、大廝殺。什麼「人情」呀，什麼「全面」呀，都滾一邊去！⋯⋯革命者就是孫猴子，金箍棒厲害得很，神通廣大得很，法力無邊得很，這不是別的，正是戰無不勝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要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47]

大字報字面上講，要大造學校修正主義的反，實際上是針對工作組的政策。紅衛兵大字報的起草者與工作組辯論。一些紅衛兵不顧工作組的再三規勸，背着工作組召開整學生的大會。工作組認為這是轉移鬥爭方向。紅衛兵的態度在學生中引起爭論。顯然紅衛兵的傾向是「唯我獨左，唯我獨革（命）」，主張進一步批判鬥爭學生，反對工作組要求團結絕大多數學生的比較和緩的政策。工作組因循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政策，在中學生當中，一般不打擊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這與對大學生的政策有差別。

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字報

紅衛兵與工作組的另一個矛盾焦點是紅衛兵的組織。紅衛兵是自發成立的、自主性很強的學生組織，自行決定本組織的綱領、主張、成員、行動，他們宣稱：「我們的領導是黨中央和毛主席」，[48]但是不願事事聽從工作組的指揮，與工作組或者其他黨政機構沒有明確的組織隸屬關係。換句話說，他們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忠誠和服從只是政治上的，並且是基於他們自己的理解，而不是組織上的，不願服從自上而下等級制的黨政組織體系。紅衛兵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這種自主程度，違背了共產黨歷來對一切羣眾團體的基本要求。按照常規方式領導運動的中共中央和工作組領導人，雖然支持紅衛兵對原學校領導的批判，肯定他們是革命的左派學生，卻不能容忍紅衛兵組織的長期存在。他們認為：「在運動中，學生離開黨團組織另外自發建立起來的一些左派組織，多數的在運動初期起過積極作用，但是長期下去後果不好，不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鞏固黨的絕對領導，應當用說服教育的方法，把他們的活動逐步統一到黨團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活動裏來。」[49]劉少奇指示：「學生搞的自發組織還是要用黨、團組織來代替。黨外、團外，都不能搞秘密組織、秘密活動。搞秘密組織，後果不好。」[50]劉少奇1966年7月14日指示：「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51]共青團中央按照鄧小平的指示，要求清華附中工作組用共青團去「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即逐步恢復共青團組織，扶植紅衛兵中願意服從工作組領導的成員成為學生領袖，進入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共青團分團委會[52]，同時勸說他們解散紅衛兵組織。[53]然而紅衛兵自視為進行文化革命的階級隊伍，他們接受了工作組提供的職位，卻執意保持獨立的組織。實際上，他們不怎麼把工作組放在眼裏，工作組的上層消息不一定比他們靈通，工作組領導人的官階不及他們當中很多人的家長。工作組與紅衛兵的矛盾日漸尖銳。

在北大附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北大附中工作組承認「紅旗戰鬥小組」（簡稱「紅旗」）是左派，但是認為應當逐步恢復學校的秩序，團結大多數，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使廣大的同學都能夠投身到運動中去，而不應當總是由少數幹部子弟搞什麼「戰鬥小組」。工作組對「紅旗」的人說：有共青團，就不能搞其他的什麼組織，你們這是搞「第二個司令部」，是不允許的。但是「紅旗」自詡「階級隊伍」，不願解散。工作組動員了「紅旗」成員的家長——一些領導幹部，到學校給「紅旗」的學生做說服工作，使許多學生脫離了「紅旗」。工作組雖然沒有宣佈取締「紅旗」，但是「紅旗」的堅定分子感覺受到了壓力和打擊。他們不服氣，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北京新市委、共青團北京新市委反映意見，到其他學校串連。後來出現了轉機，撤換了原來的工作組，[54]從共青團系統派來新的工作組。但是新工作組到任不久，中央就作出了否定並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多次到北京大學鼓動學生批評工作組。北大附中「紅旗」的彭小蒙在北京大學7月25日舉行的辯論大會上發言，批判工作組，江青當場表示讚賞。毛澤東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講話中也提到這個講話，並表示熱烈的支持。顯然，毛澤東看中的是紅衛兵與工作組的對抗，是紅衛兵這種擺脫工作組領導開展羣眾運動的組織形式。

這裏要指出的是，老紅衛兵因為與工作組發生衝突而受到毛澤東的支持，但是並非後來成為老紅衛兵的學生都與工作組發生過激烈的衝突。工作組領導運動時期，實行了依靠幹部子女的政策，高級幹部子女尤其受到器重，幹部子女也多能夠合作。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以後，曾經受到工作組重視的學生有不同的表現。其中很多學生沒有主動對工作組反戈一擊，而是維護工作組，但是由於家庭出身的優越，也成立了紅衛兵，即「保守派」紅衛兵。此外，北京的另一些高級幹部子女則在得知中央風向轉變的消息後，突然改變態度，帶頭批判工作組，在本學校成立了紅衛兵，繼續保持了「左派」的頭銜，例如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紅衛兵。這些高級幹部子女從依靠工作組迅速轉到批評工作組，也加入了老紅衛兵的行列，並且以顯赫的家庭背景在紅衛兵中享有了核心的地位。他們的突然倒戈，最初令一般不知內情的學生感到莫名其妙，後來被指為政治投機。在北京師大女附中，擁護工作組的幹部子女與批判工作組的幹部子女各自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但是都被認為是老紅衛兵。儘管如此，與工作組的衝突是老紅衛兵最基本的特徵之一，也是獲得毛澤東支持的首要原因。

在運動的方式問題上，紅衛兵沒有明確提出不要工作組的主張，但是他們堅持不受工作組約束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客觀上提供了擺脫工作組及基層黨委開展羣眾運動的範例。由於他們與工作組有矛盾，他們對於撤出工作組由羣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運動方式是熱烈歡迎的。這是他們與依靠工作組、維護工作組的「保守派」的不同之處。

一些幹部子女不顧學校黨支部和工作組的反對，自行成立並堅持紅衛兵組織，突破了黨組織（黨委或工作組）全面、直接、嚴格控制一切羣眾組織的常規，但是他們並非爭取憲法保障的公民「結社自由」的一般權利。他們要建立的，是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隊伍，從老紅衛兵後來的態度看，他們沒有推動而是反對其他家庭出身學生的結社權利。後來的造反派也沒有要求一般的結社權利。

4 破除「四舊」，打擊經典意義的階級敵人

1966年8月，紅衛兵發起「破四舊」運動，運動宣稱要向一切「四舊」即「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宣戰，以強制和暴力的手段破除舊的文化習俗，破壞文物古跡；用批鬥、抄家、毆打、強迫勞動、驅趕出大城市等方式殘酷打擊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等經典或曰傳統意義的剝削階級和階級敵人，以及被打成「黑幫」、「牛鬼蛇神」的幹部和羣眾。紅衛兵的這個運動造成了駭人聽聞的生命、財產和文化的浩劫。

「破四舊」的發起者和主力是老紅衛兵，參加者還有保守派學生以及為數甚廣的青少年。造反派紅衛兵還在初創時期，捲入不多。

紅衛兵「破四舊」運動的言論和行動表現出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種理解：在批判教育界的「修正主義」路線、進行文化教育界革命的同時，徹底破除社會上的「舊」文化習俗，無情打擊舊有的剝削階級和階級敵人，但是反對把矛頭指向黨政領導「當權派」。

紅衛兵在「破四舊」運動中表現出如下一些思想傾向：

（1）紅衛兵以形式主義的極端「革命」化，破除「舊」文化

1966年8月17日，北京二中紅衛兵醞釀「破四舊」的倡議，20日走上街頭開始行動，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傳媒的喝采聲中迅速發展成波及全國的運動。紅衛兵在「破四舊」運動中散發了數不勝數的傳單、倡議、通令、通牒，提出了五花八門的要求。

紅衛兵的「破四舊」，從要求市民的生活方式、流行時尚的革命化、政治化開始。紅衛兵的第一個「破四舊」文告：北京二中紅衛兵的〈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主要針對跟「革命化」要求不相符合的流行時尚，例如譴責「飛機頭」、「無縫青年式」、「螺旋寶塔式」等港式髮型，「牛仔褲」、「牛仔衫」和各種港式衣裙，「火箭鞋」（即尖頭皮鞋）等服裝式樣。[55]紅衛兵上街督促實行他們的禁令，檢查並強行剪掉「奇裝異服」，挨戶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舊」物品，要商店停止銷售或銷毀「四舊」商品，燒毀「四舊」圖書，造成巨大的社會恐慌。

紅衛兵要求商店、街道、學校改名，使之帶有革命的含義或者不再有舊的文化意味。例如：要求把天安門前的「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蘇聯大使館門前的「揚威路」改為「反修路」、近代史上曾經不准中國人通行的北京舊使館區「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全聚德」烤鴨店改為「北京」烤鴨店等。[56]

紅衛兵將中華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和蘇聯文化，視為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文化，要求予以清理和銷毀，許多地方發展到燒毀書籍、唱片、圖片，破壞文物古跡。

紅衛兵要求消滅資本主義或者個體經濟的殘餘，實行個人財產的平均主義。例如：勒令資本家立即停止領取定息和利息、要求私有房產主把私房全部交給國家等。

紅衛兵甚至強令解散民主黨派，佔用了民主黨派機關的房屋。他們還要求停止宗教活動，破壞了許多寺廟、教堂。

在破除的同時，紅衛兵要求以各種形式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例如要求「每條街道都要設立語錄板」、「家家戶戶都要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等等。

紅衛兵破除「舊文化」的要求，在思想概念上以極端的形式反映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教育造成的嚴重社會後果。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指導下，1962年以後，學校政治課和共青團組織加強了階級鬥爭教育的內容，階級鬥爭教育給六十年代的青少年打上了深刻的思想烙印。例如：1964年9月3日的《中國青年報》刊登了兩位中學生批判老師婚紗照片的文章，並由此開闢名為「用階級觀點分析所想、所為、所見、所聞」的專欄，刊登學生和工農青年的來稿，引導青年用階級觀點批判舊文化習俗。從該報發表的文章看，婚紗照、尖頭皮鞋、「奇裝異服」、愛情歌曲、《祝酒歌》等西方經典樂曲統統被說成是階級鬥爭、資產階級情調、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表現。這樣的階級鬥爭教育，引導青年以簡單化的方式給周圍的事物貼上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標籤，對傳統和外來的文化採取簡單否定的態度。一種激進、偏執、非此即彼的絕對化的思想方法被推崇為徹底的革命精神。文革前的批判雖然還是着重思想意識的判別，要求青年自覺抵制，沒有鼓動採取強制行動，然而對青少年的價值觀產生了深刻影響，事實上為後來的「破四舊」做了思想的鋪墊。紅衛兵的暴烈行為是文革的特殊產物，而階級鬥爭的價值觀、是非觀，則多在文革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已經塑造成型。

（2）紅衛兵採取強制和暴力的行動，實行「紅色恐怖」

紅衛兵的「破四舊」不僅僅是散發傳單和通牒，更換街道標牌和商店的招牌，也不僅僅是在大街上宣傳毛澤東思想，而是在光天化日下採取強制和暴力活動，造成了「紅色恐怖」。

紅衛兵砸毀文物古跡、焚燒圖書、搗毀寺院教堂。

紅衛兵對所謂「五類分子」、「黑幫」、「牛鬼蛇神」的住所實行搜查，沒收私人財產，俗稱「抄家」。紅衛兵抄家的目的，最初大概是要搜查所謂「變天賬」和沒收私人的財產，後來成為懲罰「階級敵人」，炫耀威風的例行手段。

紅衛兵頒佈通令，驅逐所謂「四類分子」以及其他一些被認為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離開北京等城市。

「破四舊」運動期間打人成風，全國各地都有紅衛兵及其他一些人，對被指為「牛鬼蛇神」的人進行毆打、監禁、強迫勞動等非人的摧殘，而以北京最為嚴重。[57]許多學校私設各種名目的刑堂、關押場所。北京六中紅衛兵設立「勞改所」，關押本校的教職員工、學生和從校外抓來的所謂「牛鬼蛇神」，並且實行慘無人道的毒打和折磨。該校高中學生王光華和八十六歲高齡的校工徐霈田在勞改所中被折磨致死。六中紅衛兵還在這個勞改所的牆壁上塗寫了「紅色恐怖萬歲！」幾個字。

「破四舊」運動期間把興福寺的菩薩運往人民體育場

紅衛兵盲目崇拜革命暴力，努力模仿疾風暴雨式的羣眾運動，而缺少起碼的人權、法治觀念，是文革前偏狹的階級鬥爭教育、革命鬥爭教育的消極後果。紅衛兵的很多行為，如讓「地富反壞右」分子戴高帽子遊街、查抄沒收階級敵人的財產、驅逐階級敵人、製造「紅色恐怖」等，都是模仿電影、小說、回憶錄中描述的農民運動或者城市羣眾運動中極端的、暴力的做法。

「破四舊」是由中學生發起，帶有青春期青少年常有的思想簡單化、偏激等傾向。這些弱點在成年人負責任的指導下原本可以得到遏制。但在「破四舊」當中，青少年紅衛兵被吹捧到幾乎無人敢於批評的地位，被縱容到幾乎為所欲為的地步，從而對社會造成巨大的破壞。[58]

紅衛兵自以為是以最革命的方式掃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舊文化，事實上卻是拾起了封建主義的糟粕。例如抄家是中國傳統社會懲治罪犯的方法，而二十世紀農民運動中的許多做法也是對傳統的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既有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統治者的正統、主流，也有小說《水滸傳》所描寫的那種農民造反的非正統和支流。從本質上講，如果說傳統社會統治階級的主流文化是封建主義的，那麼非主流的農民造反文化也不可能跳出封建主義的窠臼。歷史上農民的造反尚有着反抗統治階級壓迫的正義性，而紅衛兵的「破四舊」則只是對農民造反文化的拙劣模仿，其「革命」、「正義」是虛假的。「破四舊」當中紅衛兵加害於沒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政治弱勢羣體，說穿了，不過是依仗當權者的支持，以野蠻暴力顯示自己的優越政治地位，恰恰是缺少農民造反英雄的不畏強權、挑戰權貴的英雄氣概。

（3）殘酷打擊「階級敵人」，但阻止運動觸及領導幹部

紅衛兵「破四舊」的政治方向是打擊當時被稱作「牛鬼蛇神」的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學術權威、知識分子、文化教育界人士、「資產階級民主人士」等人物，打擊那些在過去共產黨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倒、被批判、被改造、被邊緣化的人們，以及文革之初被從黨內拋出來的、以文化教育界為主的少數領導人，而反對普遍衝擊黨政領導當權派。

老紅衛兵觀念中的「階級鬥爭」和「階級敵人」，基本指共產黨革命時期按照舊社會的財產佔有關係劃分的階級和階級敵人。例如地主、富農等，資本家雖然不算是敵對階級，也是剝削階級。這是一種經典意義（或者傳統意義）的階級劃分和由此劃定的剝削階級、階級敵人，或者在這個階級鬥爭基礎上的擴大化，不同於後來造反派和極左派以新社會的社會關係為基礎，提出的所謂「新的階級關係」、「新生資產階級」或者「特權階層」。

老紅衛兵的主流派，在殘酷地打擊經典意義「階級敵人」的同時，明確無誤地反對衝擊領導幹部。在北京紅衛兵中具有很高權威、由高級幹部子女出任頭頭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8月26日發佈第二號通令說：「一切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攔截首長汽車，不得搜查首長宿舍。」次日的第三號通令又要求：「絕不允許任何人無理勒令革命老首長搬家，辭退保姆，交出電視、沙發、汽車等，我們要堅決粉碎敵人的階級報復，堅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紅衛兵8月27日發佈傳單列舉「一批陰險毒辣的狗崽子」衝擊老幹部，「進行瘋狂階級報復」的行為後，「向全市狗崽子下最後通牒：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不許動我們的革命老幹部一根毫毛！」[59]

「破四舊」運動對階級鬥爭的理解是延續以往政治運動的概念，反映了文革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偏狹政治教育的消極結果。以「憶苦思甜」等方式進行的階級鬥爭教育，要求學生具有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樹立對階級敵人的仇恨，而將人道主義、人性論、人權、法治視為資產階級的概念予以拋棄。因此，紅衛兵把批鬥階級敵人、搜查「變天賬」、查抄他們的財物、把他們趕出城市等等都當作革命的舉動，而不是侵犯基本人權的違法行為。

然而，就是這個在官方傳媒吹捧下打擊「階級敵人」的暴烈運動，卻隱藏着問題：「破四舊」的主要矛頭主要指向共產黨外、社會下層和政治邊緣人物，而不是共產黨內、不是「當權派」、不是上層，不符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鬥爭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大方向」。因此，毛澤東或許需要「破四舊」運動去衝擊社會，造成「革命」氣氛，但是在意識到運動方向的問題後，在「破四舊」的強大衝擊波過去之後，就着手將羣眾鬥爭的矛頭扭轉到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目標——鬥爭黨內「走資派」。紅衛兵「破四舊」對社會文化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難於彌合的創傷，也沒有贏得毛澤東的真正贊許。

5 反對普遍衝擊黨政領導幹部，抨擊中央文革小組

1966年10月毛澤東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將羣眾運動的鬥爭矛頭引向黨政領導「當權派」，同時批判「血統論」及其鼓吹者老紅衛兵壓制其他學生的行為。這使老紅衛兵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他們無法接受這樣多的領導幹部，其中包括他們的父母和最接近、最尊重的革命前輩遭受質問、揪鬥；他們無法容忍那些出身「有問題」、政治「不可靠」、至多只能是團結對象的學生批判「階級路線」，對老紅衛兵說三道四，橫加指責。他們不論從感情上還是從理智上都無法接受這樣的革命。他們本能地認為這是「右派翻天」、「狗崽子翻天」，是「新形式」的錯誤路線。

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老紅衛兵的處境江河日下。他們賴以維繫特殊地位的革命父母——領導幹部受到了衝擊，他們鍾愛的「階級路線」被指責為「血統論」。他們自己不僅失去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寵愛，而且喪失了曾經在學生中享有的權威，甚至工農子女也紛紛脫離。在造反派興起的同時，北京各中學老紅衛兵落到不得不「聯合行動」才足以營造一些氣候的地步，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由此產生。「聯動」聚集着老紅衛兵的發起者和中堅，背負着老紅衛兵的沉重遺產。他們想要調整形象，但是缺少徹底反省「血統論」的決心。相反，在新的形勢下他們強化了幹部子女意識，並以此凝聚力量，向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抗爭。

1966年12月5日，聯動成立宣言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實際是批判「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1966年12月26日聯動召開的大會上，一些聯動骨幹成員提出的綱領性口號說明了他們抗爭的要點：「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為首的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發表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堅決擁護中央軍委四位副主席的講話！」[60]「革命的革幹、革軍子女不是好惹的！」「誰敢亂捕革幹、革軍子女小心狗頭！」[61]這些用典型的紅衛兵語言表達的政治要求，博得了與會聯動成員的狂熱響應。很清楚，聯動的政治要求，一是反對普遍衝擊領導幹部，即「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二是反對打擊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老紅衛兵；三是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路線，即支持造反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領導幹部和老紅衛兵。聯動認為：文化大革命出現了方向和路線的錯誤。為此，他們激烈地抨擊中央文革小組，猛烈地對抗造反派。

北大附中一位聯動骨幹1967年1月7日給父母的一封信，是聯動思潮的直率表達。信中寫道：「聯合行動委員會明起來是跟三司[62]幹，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實際上是跟中央文革幹。我很懷疑江青。她幹了些很令人不滿不理解的事。」「現大街上炮轟陳老總[63]，又轟葉劍英，文革（指中央文革小組，下同。——引者注）現又把陶鑄、王任重、劉志堅、周榮鑫甩了出來」，「北京現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對，文革很不勝任。」「江青水平太低，她現在的錯誤往輕點說是資產階級思想沒改造好，對無產階級東西還不理解，往嚴重了點說，就是得懷疑她有野心。」信中又說：「我們這些人思想水平較高，有政治敏感，軍委四位副主席的講話，我們明顯地看出與文革講話有很大出入，因此，社會上出現我們這一撥跟軍委的羣眾。軍委特別強調階級路線和階級烙印，可文革就強調人人平等，受家庭影響不大⋯⋯。」[64]顯然，這些聯動紅衛兵對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支持造反派打擊老一輩革命家的做法抱着義憤，同時也不願放棄幹部子女的政治和社會優越地位，不願承認同齡人的平等權利。實際上，維護家庭出身問題上的不平等，是聯動抗爭中央文革小組的基本動因之一。

江青在文革中

〈中央、北京黨政軍幹部子〔女〕聯合行動委員會通告〉是在批判聯動過程中被作為聯動「黑綱領」披露的文件，在文革後仍然被多次引用，但這是一篇疑點很多的文章。[65]可以肯定，這不是一般所說「聯動」即「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文告，因此也談不上是其綱領。這份文告很可能是廣州市的紅衛兵響應北京聯動而發出的文件。儘管如此，它大致可以作為聯動思潮的重要文獻。這篇自稱「中發密字003」的通告（以下簡稱「003通告」），在政治傾向方面的突出特點是提出堅持共產黨的傳統路線、反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擯棄毛澤東的錯誤。

「003通告」除了表示要「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之外，還提出要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集體領導下工作」，「在馬列主義原則精神和中共歷次黨代會的一貫路線指導下工作」，並要求「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內生活中得到堅決的貫徹，保證中央各級黨委黨員的生命安全」。這就提出了與當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不同的政治和組織路線。通告強調「中央委員會集體領導」，沒有把炙手可熱的中央文革小組列入中央領導之內。通告提出在「中共歷次黨代會的一貫路線指導」下，「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內生活中得到堅決的貫徹」，是力求以文革前共產黨的傳統路線抗衡文化大革命的路線，以黨的集體力量抗衡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核心。

「003通告」明確地指出黨內存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產生的各級反動造反組織」，提出「保衛黨的各級組織和優秀、忠實的領導幹部」。其驚人之處是「號召各省市革命幹部子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忠於馬列主義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這明顯地是要堅持黨的傳統路線，而擯棄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路線，但是如何解釋1960年這個時間界線尚待探究。[66]通告對於最高領導的態度也有令人費解之處；一方面說要「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另一方面又說「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裏很可能有文字抄錄上的錯誤。[67]

「003通告」表示：

我們的困難是複雜嚴重的，我們的處境是白色恐怖的，不鬥爭，必滅亡。無數的革命前輩和黨員兄弟被圍攻，被拷打，被審訊，被迫害，許多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優秀戰士英勇地就義犧牲了，數以千計的黨的好兒子被監禁、監視和失蹤，看到這些，我們還有什麼不能拿出來啊！人民盼望我們，希望我們粉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罷工、停電、絕食、請願，為我們做出了優秀的榜樣，我們莊嚴地向全人類和所有敵人宣告：我們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流鮮血，受迫害有何懼。我們的事業——馬列主義的事業必然勝利。

「003通告」把希望首先寄託在幹部子女身上，其組織路線是：在中共中央委員會直接領導下，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省市委幹部子弟組成；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地委、專署與公社）幹部子弟組成；第三階段才吸收工農兵和出身他種家庭而政治表現好的人，並且只把解放軍將士、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積極分子當作「同盟軍」。這不僅是不願徹底放棄「血統論」，也是政治環境使然。當時的政治陣營確是曾經受「血統論」壓抑、歧視的出身「非紅五類」的學生，站到支持批判「血統論」的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一邊；「紅五類」子女中的工農子女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指導下遊移，紛紛倒戈；只是和各級領導當權派有利益關係的很多幹部子女和保守派羣眾繼續維護當權派。在現實中，聯動很難在幹部子女外找到堅定的社會基礎。

「003通告」說明了老紅衛兵政治失意後的一個思想動向——從黨內鬥爭的角度反思文革，從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到質疑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正確性。不少老紅衛兵從文革對老幹部的迫害想到斯大林晚年的「大清洗」。有揭發材料稱：清華附中紅衛兵和聯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卜大華說：「我要學會全部馬、恩、列、斯，來駁倒毛澤東思想。」「我在懷疑有一個人，非常殘暴，想把所有的老幹部都踩下去。」「我擔心會出現斯大林時代的大瘋狂。」北大附中紅旗和聯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宮小吉說：「現在我跟不上毛主席，這一輩子也不想跟了。」另一位北大附中紅旗和聯動的發起人牛皖平說：「不是文化大革命方向錯了，就是毛主席領導不得力。」[68]育才中學一位聯動成員說：「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看。」[69]這些由造反派公佈的揭發材料雖然未必準確，但是老紅衛兵在明確反對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大員的同時，對毛澤東的做法產生不滿，是確實的。這時很多人除了怨恨和牢騷外，還沒有來得及深入地思考，但是他們的思想已經開始發生轉變。

中央文革小組在反對工作組的時候，聲稱不准把羣眾打成反革命，為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羣眾平反，但是當面對聯動和保守派的激烈反抗時，它卻毫不含糊地把聯動打成「反動組織」，把聯動的骨幹和頭頭抓進監獄。這些自命「自來紅」、「革命後代」的天之嬌子從來未曾料想，更沒有遭受過如此的委屈，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對方錯了，於是反抗。聯動組織了數次衝擊公安部的行動，要求釋放被抓的「戰友」，結果是招致更沉重的打擊。聯動的一首打油詩道出了他們的失落和憤懣：「遙憶當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愛我。且看今日送果人，戴上手銬把牢坐。」[70]

毛澤東1967年2月談道：紅衛兵也是不斷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變成反革命的。[71]這可以說是毛澤東對老紅衛兵的評語。

經過1966年底至1967年初對聯動和西糾的鎮壓，雖然有1967年4月被捕的聯動和西糾成員獲釋並受到周恩來及中央文革小組接見的戲劇性一幕，有5月「老紅衛兵新生」的奮爭，但終難形成有力的政治力量。老紅衛兵人心渙散，對中央文革小組及江青等人的憤恨未曾改變，一些人從牢騷、不平的情緒化宣洩，逐漸深化到對文化大革命方向、黨內鬥爭甚至毛澤東的重新評價，將文化大革命視為蘇聯斯大林晚年的「肅反擴大化」或「大清洗」，也有人將其類比為開國帝王的殺戮功臣。這樣的思想散見於當年對老紅衛兵的批判和當事人的回憶。

清華附中紅衛兵宋柏林的日記於1967年6月1日記錄了十幾個老紅衛兵的議論：「我們談了好久，對當前種種情形發了一頓牢騷。有人得出一個推論，歷朝歷代似乎都要殺一批開國元勳，以滋新人。」[72]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發起者之一、兩篇論造反精神大字報的執筆者駱小海回憶說：

1967年2月，北京一〇一中素不相識的初二女生胡寶朋神神秘秘地找到我，說「踢開中央文革」，「毛澤東已經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我心想，這個女孩子也太大膽了。跟我素不相識，就敢說主席的壞話。要是在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當成反革命了。而現在，她的無忌童言，倒是我啟蒙的新起點。從她那裏，我讀到了不少過去內部發行的書。如南斯拉夫德熱拉斯（現通譯吉拉斯）的《新階級》。[73]形勢的發展，與友人的交流，讀書的思考，使我逐漸認為，文化大革命是走向皇權專制的政變，是禍國殃民、摧殘文化的災難。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實為神經路線。[74]

1967年8月，北京一些紅衛兵組成「星星之火」戰鬥隊，譴責中央文革小組和所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星星之火」宣言〉責問道：「全國廣大的工農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保守』的，『犯了錯誤』的。直到目前為止仍有極大的『保守勢力』，人們不禁要問：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到底是什麼？現在的路線為什麼就那麼不深入人心？」宣言質問道：「目前的情況是黨指揮了筆桿子呢？還是筆桿子指揮了黨呢？歷史上『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事情難道偶然嗎？所有這些一切都從四面八方彙集起來，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中央文革。」宣言譴責：「中央文革⋯⋯幹羣眾不願幹的事，壓制羣眾所要求幹的事，他們愛羣眾之所恨，恨羣眾之所愛。」「憤怒的火焰已燃在基層人們的心中。」宣言最後號召：「紅衛兵聯合起來，炮轟中央文革！」[75]這篇宣言應當出自老紅衛兵之手，反映了新的形勢下老紅衛兵與保守派思想的合流。

陶鐵柱在文革時是北京54中學的老紅衛兵，他在回憶中也曾談到類似的思想。[76]

在各派紅衛兵當中，老紅衛兵最早扯起造反旗幟，發起成立紅衛兵，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又是最早激烈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羣體。老紅衛兵思潮主要來源於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並把它推向極端。他們在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旗幟下，在學校造反，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文化教育界的領導人和廣大的知識分子；在破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舊文化的旗幟下，毀壞中華傳統和外來文化，殘酷打擊文化界人士和經典意義的階級敵人，造成了舉世震驚的政治迫害事件和文化浩劫。

老紅衛兵鼓吹的「階級路線」或曰「血統論」，赤裸裸地表現出幹部子女中一股很強的謀求政治和社會特權的意識，是老紅衛兵帶有自發性的思想，明白無誤地顯露出老紅衛兵思潮的社會根源。這股思潮的基礎在於當時的社會結構，而非直接源於領袖的繼續革命理論，因而沒有得到文革發動和領導者的讚賞，反而激起社會的強烈反感，使批判「血統論」成為發動羣眾的一張牌。

老紅衛兵對中央文革的反抗，雖然明顯地帶有維護自身利益，甚至是維護特權利益的局限性，但他們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和反對造反派打擊老幹部是正確的，反對動用專政機器鎮壓老紅衛兵，是合理的，他們的抗爭是老紅衛兵反思的重要起點。夏天被捧上天安門，冬天被批判甚至被拋進監獄的大起大落，使很多老紅衛兵產生了強烈的被愚弄、被欺騙的感覺，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和中國的命運，直至走出文革的思想誤區。

實際上不僅是老紅衛兵，文革時期青年的反思多是從切身利益受到傷害開始的，這是合乎邏輯的現象，只是老紅衛兵和保守派開始得比較早些而已。

二 保守派紅衛兵思潮

保守派是指那些在1966年6月至7月間，受到領導本校運動的工作組（或黨委）的器重，依賴並維護工作組（或黨委）的學生。工作組撤出以後，他們在8月至9月仍然在多數學校掌握由羣眾直接選舉產生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者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成立自己的紅衛兵組織，保持學生中的多數派地位，自稱「左派」或者「革命派」，與批判工作組的少數派對立。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少數派」在中央支持下發展成多數，自稱「造反派」；曾經受工作組信賴的學生漸漸失去多數地位，遂被稱為「保守派」。文革期間，「保皇派」、「保守派」作為一個貶義詞，使用廣泛，但是作為羣眾運動中的一個派別，「保守派」還是有公認指向的。

保守派的基本特點是依靠黨委或工作組，而對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處於不理解的被動地位。他們只是在被拋出運動主流之後，才有了自己的聲音。

保守派紅衛兵的政治主張主要有以下幾點：

1 在工作組（或黨委）領導下進行文化大革命

保守派的主要政治主張是依靠黨的組織（工作組或者黨委）開展運動。保守派與造反派分歧的焦點，是對文革最初兩個月（即1966年6月至7月）學校領導者的態度。在由工作組領導運動的學校，分歧點在於對工作組的態度；在由原黨委領導運動的學校，分歧點在於對黨委的態度。因此保守派不一定保護文革前本校的領導，有些保守派是批判原來學校領導的先鋒。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部分大中學校，6月初運動開始不久，工作組就取代原校黨委（或黨支部）領導運動，支持學生批判原校領導。例如在清華大學，中央在6月初就決定原校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停職，並派工作組替代校黨委領導運動。帶頭批判蔣南翔的一批高級幹部子女受到工作組的重用，工作組撤出後成立了清華大學紅衛兵，成為保守派。他們保的是工作組而不是原清華大學黨委，儘管原黨委曾經對他們也很器重。那些對清華大學原校領導批判不積極的學生當中，反而有很多參加了批工作組的造反派——井岡山兵團。在另外一類學校，原校領導仍然領導運動，保守派就指那些維護學校領導的學生。

清華大學校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

後來成為保守派的學生在工作組（或黨委）領導運動時期，很少有獨立的聲音，他們通常是按照工作組的意圖行事，也沒有成立紅衛兵組織。他們在工作組（或黨委）的領導下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批判原學校領導當中的所謂「黑幫分子」，批判教職員工當中所謂「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右派」、「牛鬼蛇神」，批判「右派學生」和向工作組挑戰的「假左派，真右派」學生。1966年7月下旬毛澤東決定撤出工作組，表示支持紅衛兵以後，保守派的政治態度，除了維護工作組之外，與老紅衛兵十分靠近。他們通常理解或者贊同老紅衛兵鼓吹的歧視性的「階級路線」，因為受工作組信任的學生常常是「紅五類」出身；他們參加「破四舊」運動，因為運動打擊的對像是經典意義的階級敵人和「舊文化」；他們對中央文革小組反感，抨擊中央文革小組，因為中央文革小組站在批判工作組的造反派學生一邊。

在保守派學生當中，是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家庭出身好的學生為主，在重點大中學校，其領袖多為幹部子女，但是沒有老紅衛兵那樣引人注目的幹部子女「階級隊伍」的特色。如果說老紅衛兵政治權利的依據來自血緣關係的「老子英雄」——領導幹部的家庭背景，那麼，保守派的政治依據則來自政治關係——工作組或黨委的培養和扶植。

2 贊同歧視性的「階級路線」

保守派在維護工作組的同時，讚賞歧視性的「階級路線」，這兩點在名噪一時的大學生譚力夫的言論中有典型的表現。

譚力夫是北京工業大學三系（無線電系）的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北京工業大學紅衛兵負責人，多數派即保守派的負責人之一，擅長宣傳鼓動。[77]北京工業大學是北京市所屬的大專院校，運動一開始，學校領導就因為與前北京市委的關係被打成「黑幫」。多數派學生是受到工作組青睞和扶植的學生，其基本傾向是批判原學校領導及前北京市委，而不願批判工作組。1966年7月底工作組撤出後，保守派主張重點批判原學校領導，佈置全校在1966年8月3日至11日以鬥「黑幫」為中心任務，而「少數派」（即後來的造反派）則強調應主要批判工作組。

多數派學生領袖譚力夫對「少數派」的要求憤憤然，他在8月20日本校辯論會上發表了一篇引起激烈爭議的講話，他說：「有人說：『工作組的遺毒未消』，『工作組的陰魂不散』，我看是修正主義的遺毒不消，是彭真的陰魂不散！」「有人對黑幫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現』給他那麼多甜頭，怎麼恨得起來！可是，對工作組，對一些老革命同志，卻恨之入骨。對工作組比鬥黑幫還帶勁！」「看着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你高興什麼？！他媽的！」[78]

工作組受批判，工作組扶植的一派學生也面臨着與工作組一樣下台的命運。譚力夫對此有感而發：「我反正權力[79]還在手，我就敢罵人。罵完了，我挺着肚子，像個無產階級的樣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軟骨頭，不能像狗熊一樣，不能給無產階級丟臉！」這番話道出了許多受批判的領導人、工作組成員和保守派學生的怨氣。

譚力夫直言不諱地說，他支持工作組的原因是工作組講「階級路線」，給家庭出身好的學生撐腰，扶他們上台掌權。譚力夫說：工作組組長「之所以好，第一條就是好在這裏」。譚立夫不屑於掩飾其政治態度的利益基礎：「說起階級路線，我們是既得利益者。」他把「階級路線」作為反對少數派的武器。在一張與劉京合寫的大字報中，譚力夫熱烈地讚賞那副鼓吹「血統論」的對聯。他說：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幅對聯一出來，就幾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長好漢們的志氣，大滅混蛋們的威風。⋯⋯有人說它「糟得很」；有人雖然稍加讚許，但也不能全然否定一個「糟」字，在「但是」後面大作文章；而我們卻要大聲疾呼「好得很！」⋯⋯「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說明我們是有成分論者，「基本如此」說明我們是不唯成分論者。——這已經再清楚不過了。有同志講「上聯不全面，下聯不策略」我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後來又產生一幅對聯「老子革命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應該如此」——，這兩幅對聯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較完全了。[80]

譚力夫所說的後一幅對聯，基本就是江青此前建議紅衛兵採取的對聯[81]，不同的是，江青表示「不完全同意」前一個對聯，提議用後一個對聯取代前一個對聯，而譚力夫則堅持前一個對聯「好得很」，僅以後面一個對聯作策略性的平衡，可以看出他是很歡迎那個「血統論」對聯的。

譚力夫在大字報和講話中蠻橫霸道地鼓吹家庭出身問題上的特權和歧視，把出身不好的學生當作隨意侮辱的對象，傷害了眾多的羣眾。例如他針對別人所說的要團結出身不好的同學，反問：「一講就是團結，怎麼團結？鬥爭中求團結。先把你鬥了，七鬥八鬥，鬥得你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們就團結了。拿塊糖，哄你來幹革命？」[82]「豈不知，哄來的孩子，終究不是自家的孩子。」[83]譚力夫就是這樣用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對付國民黨蔣介石反共「頑固派」的政策語言，來侮辱出身不好的同學。在他的心目中是否「自家的孩子」是一個根本性的界限，而這個「自家的孩子」的標準就是家庭出身。

譚力夫的講話很快在全國各地流傳，[84]得到不少人讚賞，其原因，第一是維護工作組；第二是把極端的「階級路線」當作攻擊造反派學生的武器。這兩點正符合當時面臨困境的當權派、工作組和保守派學生的心思；同時，卻也成為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將羣眾運動的烈火引向當權派的障礙。陳伯達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不點名地批判譚力夫的講話是「同中央決定〈十六條〉[85]相對抗的一篇講話」，批判那副「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對聯實際上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陳伯達提到有的高幹子女稱讚譚力夫講話「特別適合我們的情況，對我們有利」，「我們高幹子弟要掌權」。陳伯達說：「只醉心『高幹子弟要掌權』，這是完全脫離了無產階級軌道，完全同毛澤東思想背道而馳。」「為什麼因為是高幹子女，就一定要掌權？難道因為他們的血統高貴嗎？」[86]陳伯達的批判應當是轉達毛澤東的看法。

由於保守派在家庭出身問題上的這個態度，家庭出身「中等」或者「不好」的學生，後來愈來愈多地參加了保守派的對立面——造反派。

3 抨擊中央文革小組

1966年10月以後，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保守派遭到批判，逐漸失勢；原來的「少數派」則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迅速壯大，取得了優勢。保守派學生對此憤憤不平，在11月下旬至12月初，[87]對中央文革小組發起了一輪目標集中的抨擊，被造反派稱作「十一月黑風」或者「十二月黑風」。

11月25日，北京航空學院「八一縱隊」貼出大字報〈一問中央文革小組〉，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質問，隨後又陸續貼出〈二問中央文革小組〉、〈三問中央文革小組〉。北京航空學院「八一野戰團」寫了〈也問中央文革小組〉。[88]

11月29日，北京林業學院學生李洪山寫了大字報〈剖析戚本禹同志十一月十二日給二司令部代表的講話〉。[89]11月30日，「紅衛戰鬥兵團」貼出標語：「踢開中央文革，自己起來鬧革命。」此後，李洪山等學生張貼了多張抨擊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90]

12月以後，清華大學紅衛兵下屬的一些戰鬥隊陸續貼出批評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包括清華大學紅衛兵紅雷戰鬥隊寫的〈中央文革小組的路線錯誤必須批判〉（12月4日）[91]、「清華大學紅衛兵《紅四軍》」與中央文革小組「商榷」的大字報[92]，以及清華大學雪蓮戰鬥隊寫的〈用毛澤東思想檢驗一切！〉（12月11日）[93]等。

保守派（即原「多數派」）學生的批評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質疑中央文革小組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抨擊其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風，反對衝擊各級黨組織，要求由黨的各級組織領導運動，提出「踢開中央文革，自己起來鬧革命」。清華大學學生易振亞在羣眾辯論會上發言說：「我們認為中央文革小組不是黨中央。」「本來中央文革小組就不是黨的組織，更談不上什麼黨中央的問題。」他說：「中央文革小組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根本問題是篡改關於黨的領導問題。」他認為，應當「加強和鞏固黨的領導，而現在各級黨組織沒法領導，無論哪個單位哪個學校，都不受領導了」。「中央文革小組把黨的領導說的沒有了，⋯⋯把黨說成是一團漆黑四分五裂修正主義。」[94]

北京林業學院紅衛戰鬥兵團李洪山的大字報引用中共中央〈十六條〉關於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必須由選舉產生的規定，指中央文革小組的產生不符合〈十六條〉，「是毛主席腳下的一個絆腳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我們必須把它搬開自己起來鬧革命」。李洪山等人抨擊道：「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坐在上邊不廣泛深入下層，不作全面的調查研究，到處遊說，發議論，作指示，⋯⋯去指導運動。」[95]

有的學生對各地造反派衝擊黨委領導表示反感，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責問：「請問，全國所有省市中，在你們看來，有哪一個省委市委是屬於四類黨組織中的第一類黨組織的（即〈十六條〉所說的能夠正確領導運動的黨組織——引者注）？到底有沒有？難道〈十六條〉中明文寫着的這一黨組織是一句空話嗎？」[96]

第二，批評中央文革小組把矛頭指向多數派羣眾，「執行了『左』傾路線，犯了方向的路線的錯誤」[97]，「採取新的形式繼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98]。他們說：中央文革小組在羣眾中「抬高少數派」，「壓制多數派」，對少數派頭頭「暗授秘計」，而把多數派當成批判對象，「中央文革犯了方向性的錯誤」[99]；中央文革小組沒有發動羣眾，而是「雙手緊緊扶着少數一些人去批判另一部分羣眾，去擊垮另一些戰鬥隊，另一些紅衛兵組織」[100]，「挑動羣眾鬥羣眾」[101]。他們認為，多數派雖然做了一些錯事，但是刻骨仇恨牛鬼蛇神，迫切要求改革舊的教育制度，破四舊立四新，大方向是對的。[102]

1967年廣東高州帥堂中學在“破四舊、立四新”中焚燒“封資修”書籍等物資

第三，對批判譚力夫講話不滿。李洪山等人堅持認為：譚力夫1966年8月20日的講話「基本上能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能用毛澤東思想來分析學校中的具體問題」[103]。他們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左」傾路線最嚴重的事例是：「把一個青年學生提出的基本上是革命的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說成是剝削階級的血統論，⋯⋯而卻忘記了目前是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在某個問題，在一定時間『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對『譚力夫的發言』這一革命的發言，視為『大毒草』，『修正主義』，『形「左」實右』。」[104]

另一些人雖然承認譚力夫講話有錯誤，但是認為中央文革小組要求批判譚力夫講話是鬥爭羣眾，打擊了革命羣眾。

保守派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批判，反映了那些工作組領導運動時期的「左派學生」在被運動拋棄以後的思想傾向，他們要維護的，實際上是毛澤東要改變的通過共產黨的各級組織系統領導運動的方式；他們所反對的，由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鼓動學生造反的方式，則正是毛澤東自下而上發動羣眾的需要，這也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以往運動的不同之處。

保守派的批判，反映了當時很多相信工作組（或黨委）的學生，以及大多數領導幹部和黨員的困惑和不滿，而對保守派的壓制，也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不是對所有羣眾開放的公正的民主制度，而只是按照既定的政治目標，為發動羣眾運動而使用的工具。中央文革小組要發動羣眾造反時，就說不准把羣眾打成反革命，而對羣眾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則照樣壓制以至鎮壓。對1966年11月至12月間敢於批評的學生，中央文革小組鼓動造反派進行壓制，甚至動用專政機關對反對派羣眾進行逮捕、關押，其做法比工作組有過之而無不及。

保守派依靠工作組，不同於老紅衛兵的違拗工作組，但是老紅衛兵在工作組撤出以後對「階級路線」的推崇，使保守派與老紅衛兵有了結盟的共同基礎，而在批判中央文革小組和反對造反派的鬥爭中，他們成了同一條戰壕的戰友。

保守派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對揭示文化大革命新階段的弊端有積極的意義，但是也有時代的局限。他們對於自己掌權時期的錯誤，例如打擊學校的一些領導、教師和學生，支持歧視性的「階級路線」等往往缺少足夠的反省。保守派對運動主要目標、運動領導方式以及依靠力量的理解，與毛澤東的文革部署存在很大分歧。保守派堅持把進行文教界的革命、打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經典意義的階級敵人當作主要任務，而毛澤東強調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為實現此目的，就要廣泛衝擊和審查黨內當權派。保守派習慣於服從並維護黨的各級組織（包括工作組）的領導權，而毛澤東為了完成整黨內走資派的任務，鼓勵羣眾不受黨的組織體系和領導幹部的約束，直接在中央領導下衝擊領導幹部，中央文革小組就是超越地方、部門和基層各級黨組織，向上對毛澤東負責，向下直接指導羣眾運動的中央機構。保守派認為羣眾運動應當以一向受黨組織信任的黨員、團員、出身好的人為骨幹，而毛澤東則努力發動更廣泛的羣眾，不拘泥於黨員團員、家庭出身的局限，事實上鼓勵了與基層領導人關係比較疏遠的羣眾。

保守派紅衛兵在工作組領導運動時期，參與對一些學校領導人和知識分子的批判，對一些持不同意見學生的打擊，不能不說有其失當之處。儘管工作組領導時期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也屬於應當否定之列，但保守派主張的依靠各級黨組織領導運動的方式，較之拋開各級領導的「天下大亂」的羣眾運動方式，對社會秩序和人民生活的破壞和緩許多，具有相對的積極作用。不過，保守派跟隨老紅衛兵破四舊，打擊文化教育界人士和「階級敵人」，讚賞「血統論」，雖然不是發起者，但也是錯誤的。

保守派具有積極意義的主張，是在他們被徹底拋出運動之後，揭露和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壓制和打擊批評意見、挑動造反派羣眾鬥爭保守派羣眾的惡劣做法。保守派抵制對工作組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努力保護一批領導幹部，也有積極作用。

總的說來，保守派的思想更多地受到文革之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教育的影響，他們對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感到不理解，在這樣一場以鬥爭走資派為重點的運動中通常處於被動狀態。

北京“西交民巷”被改名為“反修路”。這是“中國人民銀行革命造反者”1966年8月21日張貼的《“反修路”命名宣言》大字報

[1]北大附中「紅旗」成立的時間，依據該組織主要負責人之一彭小蒙的文章〈有了毛澤東思想就無往不勝〉，刊載於《中國青年報》，1966年8月10日。

[2]這裏所說的「經典意義的階級敵人」，是指以1949年之前舊中國社會的生產資料佔有狀況為依據劃分的階級敵人，區別於所謂社會主義社會「新生的資產階級」。後文對此有說明。

[3]紅衛兵：〈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6月24日），《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8月24日）發表時，標題改為〈無產階級的造反精神萬歲〉，文字也有少許修改。原文本見宋柏林著，余汝信編註：《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賽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404–405。

[4]毛澤東：〈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1966年5月7日）（又稱〈五七指示〉），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53–54。

[5]清華附中紅衛兵早期資料，是據該組織的一位發起者提供的1966或1967年手抄件的複印件，以及紅衛兵戰校紅衛兵編：《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紅衛兵大字報選），1967年。

[6]從手抄件的複印件看，寫信的日期可能是5月30日，也可能是31日。

[7]賈桂是京劇《法門寺》中的一個丑角，是奴才的典型形象。毛澤東多次談話提到反對賈桂那樣的奴性，如1956年4月25日在〈論十大關係〉講話中以賈桂為例批評奴性，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43；1958年5月16日，在第二機械工業部的一個報告上批示說：「尊重蘇聯同志，刻苦虛心學習。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賈桂。」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231。

[8]指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培養軍事和政治幹部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9]根據彭小蒙本人1966年8月10日發表在《中國青年報》的文章〈有了毛澤東思想就無往不勝〉，北京大學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成立的日期是1966年6月2日。

[10]彭小蒙1992年4月8日和9日上午在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與魏昂德（Andrew Walder）教授的談話。

[11]清華附中紅衛兵核心成員宋柏林的日記中記錄了他的父親（時任解放軍政治學院副院長）、母親以及其他一些領導幹部對紅衛兵活動的支持。1966年5月下旬，激進學生與學校領導的矛盾日益尖銳，5月29日日記寫道：「與媽媽談了學校的情況，媽媽說我們沒有錯，但是要沉住氣，要意方式方法，到頭來，事情總會澄清，賬終就要算的。」6月4日日記中寫道：「上午與爸爸談了學校的事。爸爸很支持我們，並答應明天到我們學校去看看。」6月5日日記：「上午爸爸和伍秘書、小陳一起來到我們學校，對我們的鬥爭是一個極大的支持。」同一天日記記錄了紅衛兵在領導幹部中尋求支持的情況：「王銘找了孔原，熊鋼找了薄一波，還找了許多其他的老幹部，凡是找到的老幹部，都堅決支持我們幹革命。」參見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頁73、76–77。筆者1989年訪問原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負責人之一彭小蒙時，她回憶說：毛澤東表態支持之前，很多領導幹部就對「紅旗」在學校的造反活動表示支持，此外也有人不表支持。1992年彭小蒙接受哈佛大學教授訪問時，再次回憶說：「許多老幹部對我們反對校方的行為幾乎都採取支持態度，將我們的行動比作當初他們在國民黨統治下鬧學潮。當時就連高幹也沒意識到文革會是後來那樣的結果，時間那麼長，觸及面那麼大，許多老幹部都倒了。」

[12]毛澤東對學校教育方法的批判不是完全沒有針對性的。當時學校的教育方法確實存在問題，雖然遠不及現在嚴重，但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批判，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造成了教育的巨大災難。

[13]1964年6月24日，毛澤東與表侄孫女王海蓉的談話中說：學校應該允許學生造反，回去你就帶頭造反！參見〈和王海蓉同志的談話〉。1964年7月5日，毛澤東與侄子毛遠新的談話中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參見《毛澤東論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4]毛澤東此段講話，最早公開發表在1966年8月7日《人民日報》文章〈堅決按照毛主席教育思想辦學校〉。毛澤東1966年5月7日批語的全文〈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3–54。

[15]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楊海波領導的北京六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組支持北京六中幹部子弟的造反活動，在政治上否定北京六中黨支部，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團北京市委則對團中央工作組的結論持有異議。據共青團中央印發國務院文教辦公室《關於北京市第六中學政治思想教育和團的工作情況調查》（1964年7月30日），又據筆者1989年對北京六中教師單成佐等人的訪問。

[16]1964至1965年北京六中、八中、四中學生造反和社會主義教育的情況，依據新八中紅衛兵1967年8月17日編印的《北京四、六、八中革命運動簡介》。此外，還依據1989至1993年間筆者對原北京四中、六中和八中一些當事人（包括學生、教師和領導）的訪談。

[17]北京六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作的結論，已經於文革結束以後被徹底推翻，受害者得到平反昭雪。

[18]新八中紅衛兵1967年8月17日編印的《北京八中「高三（4）事件」大事記》（1967年8月2日）。

[19]1965年初，中共中央調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政策，糾正此前運動對基層領導幹部打擊面過寬的偏差，北京市委利用這個機會，平息了學潮。北京市委書記萬里於1965年1月14日召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師大附中等學校部分學生和領導，1月15日對八中幹部子弟講話，進行了批評和教育。參見新八中紅衛兵1967年8月17日編印的資料。又據筆者1991至1992年對當時不同程度參與或了解此事件的人士的訪問。

[20]《中學生》雜誌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主辦，屬於共青團系統。

[21]清華附中學生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彙報材料之一：〈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黨支部的資產階級辦學方向應當徹底批判〉（1966年5月20日），起草人王銘和張小兵後來是紅衛兵的主要發起人和負責人。

[22]〈造反精神萬歲〉（1965年10月28日）一文，參見《首都紅衛兵》，1967年第1期（紀念八・一八專刊）。

[23]〈任重而道遠〉，《湘江評論》（北京），第3期，1967年6月25日。

[24]共青團中央領導下的工作組最初就是將紅衛兵視為左派學生。鄧小平對共青團中央指示「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也是以這個判斷為基礎。詳細情況見後文。

[25]彭小蒙1992年4月8日、9日上午，在美國哈佛大學與社會學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談話。回憶中提到的「大右派」葛佩琦，在文革結束以後得到改正。關於對聯的出現，文革初的北大附中學生、紅旗戰鬥小組主要負責人牛皖平和另一位沒有參加「紅旗」的學生鍾虎，在1985年和1989年接受筆者訪問時分別回憶到此事，與彭小蒙的說法相差不大。他們說對聯出現的時間是在6月中旬至7月上旬。此外，當時的北大附中學生王緝思在1966年7月5日（星期二）的日記裏記下了這樣的話：「今天早上一早起來，就看見食堂裏的大字報：向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猛烈開火。⋯⋯回教室樓後，又看見很多大字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誰反對黨的階級路線——誰就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資產階級小狗崽子們』。」王緝思把這天日記的照片提供給筆者。由此可以推測，對聯出現的時間應當早於1966年7月5日。文革後，一些文革著述在談到對聯時，最早追述到7月29日。這很可能是依據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1967年9月至10月編寫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這個大事記提到，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部分人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但是實際上7月29日應當只是對聯流傳或者是在學生中掀起大規模辯論的日期。

[26]京劇《連環套》竇爾敦的唱詞中有「老子英雄兒好漢」一句，江青在1966年8月4日對紅衛兵的講話中提到這一點。

[27]「自來紅」原本是一種月餅的名稱，文革前借用來批評自以為出身好就是天然革命者的想法。

[28]北大附中「紅旗」：〈「自來紅」們站起來了〉，成文時間不詳，應當在1966年6月中旬至9月中旬。9月17日以鉛印傳單散發。此外，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政治部宣傳部主辦的《兵團戰報》1966年11月26日刊載此文，供分析批判之用。此處文本據北大附中「紅旗」9月17日的傳單。

[29]清華附中紅衛兵齊向東（戰鬥小組）：〈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1966年7月20日），北京師範大學翻印，並明「略有刪改」。此文又刊載於北京《紅衛兵報》，1966年11月1日。修改文本見清華附中紅衛兵1966年9月編印的《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紅衛兵大字報選編）。

[30]紅衛兵戰校（前清華附中）高655班核心組：〈做頂天立地的人〉（1966年
8月），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政治部宣傳部：《兵團戰報》，1966年11月18日。此文署名不是「紅衛兵」，但作為紅衛兵言論是不成問題的，這時清華附中的班級核心組均由紅衛兵掌握。

[31]所謂「黑五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

[32]「非紅五類」指「紅五類」（即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以外的社會成員。

[33]毛澤東在1934年說過：蘇區的「一切文化教育機關，是操在工農勞苦羣眾的手裏，工農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優先權」。參見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年1月），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六冊（北京：1997），頁531。

[34]北大附中「紅旗」：〈「自來紅」們站起來了〉（1966年9月17日傳單）。

[35]署名「北京一〇一中，你們的爺爺——老紅衛兵」給造反派的恐嚇信，成文時間應當不晚於1967年4月，參見紅代會新北大附中井岡山兵團總部編：《大字報選》，1967年4月，頁22。1966年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有一位高幹子女說：「我們高幹子弟要掌權。」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1988），頁135。

[36]社論：〈重在表現是黨的階級政策〉，《中國青年報》，1965年9月9日。

[37]例如：與工作組鬧矛盾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在清華大學不親近批工作組的、以平民子女為頭頭的造反派井岡山兵團，反而親近保工作組的、由高級幹部子女掌握的清華大學紅衛兵。當然，這裏還有另一層原因：清華大學紅衛兵是由最早批評原學校領導的高級幹部子女為骨幹，與清華附中批評原學校領導的政治態度是一致的。

[38]署名「北京一〇一中，你們的爺爺——老紅衛兵」給造反派的恐嚇信，參見紅代會新北大附中井岡山兵團總部編：《大字報選》，1967年4月，頁22。

[39]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1966年8月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87–88。

[40]1964年，北京六中一些幹部子弟反映本校共青團組織發展團員沒有很好地貫徹階級路線，對幹部子弟入團「要求甚苛」，而讓某些家庭出身不好，思想也不好的團員留在團內。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對此指示說：青年團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就很危險了。將來會是地富反壞的後代接我們的班。據共青團中央為印發國務院文教辦公室《關於北京市第六中學政治思想教育和團的工作情況調查》（1964年7月30日）所加的按語。

[41]1966年8月6日江青出席紅衛兵的大會，在紅衛兵的追問下，談了對那副對聯的看法：「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講啦，很簡單，那種封建術語不能代表新的思想，這是匆匆忙忙拿出來的。我覺得應該不在枝節問題消耗精力，大敵當前，要對付敵人，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參見江青1966年8月6日在北京天橋劇場的講話，刊登於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1966年12月，頁115–116。

[42]陳伯達1966年9月25日在政協禮堂接見重慶「八・一五」戰鬥團及其他革命師生時的講話，刊登於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1966年12月，頁213–214。

[43]陳伯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1966年10月16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39–141。

[44]〈清華附中左派學生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和解決情況〉，《共青團中央文革簡訊》，第10期。這裏依據的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抄錄的文本，沒有明「簡訊」的印發日期，推測是在1966年6月26日至31日之間。

[45]關於這張大字報的標題〈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這裏依據清華附中紅衛兵抄錄的、清華附中工作組的報告〈附中新動態〉（刊載於該校工作組1966年6月27日編印的《清華附中文化大革命情況簡報》第17期）。另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88–89為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所作的註釋3，這篇大字報的原題目是〈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11期刊載時，將題目改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此外，同時在《紅旗》發表的另一篇大字報的題目〈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也被改為〈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關於這張大字報的成文時間，上述〈附中新動態〉說是6月25日，而《共青團中央文革簡訊》1966年第10期的一篇文章和1966年第11期《紅旗》雜誌都說是6月24日，有一天之差。很可能6月24日是成稿或者貼出日期，25日是工作組看到的日期。6月24日應當更準確。

[46]關於這張大字報的標題和發表日期，據《共青團中央文革簡訊》1966年第10期刊載的〈清華附中左派學生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和解決情況〉一文，是〈左派學生的責任是徹底鬧革命〉，於6月25日貼出。另外，在清華附中紅衛兵1966年9月編印的《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紅衛兵大字報選編）》，頁49–50，收錄了紅衛兵的大字報〈中國青年報社論《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應該徹底批判〉，成文日期是1966年6月24日。從日期和內容看，題目不同的這兩篇大字報很可能是同一篇大字報，成文於6月24日，張貼於25日。也有可能是內容相似的兩張大字報。

[47]紅衛兵：〈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6月24日），載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頁404–405。

[48]紅衛兵：〈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7月4日），載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頁405–406。

[49]〈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送審稿）〉（1966年7月14日），參見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徹底摧毀劉、鄧在青年工作中的反革修正主義路線聯絡站編印：《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在青年工作中的黑話（供批判用）》，第二集，頁30。

[50]〈劉少奇、鄧小平在討論「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時的黑指示〉，1966年7月13日，載《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在青年工作中的黑話（供批判用）》，第二集，頁26。

[51]〈文化革命時期劉少奇對師大一附中運動的部分指示〉，據原編者註，劉少奇的指示是依據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的工作日記，刊載在一份封面缺失的羣眾組織編印的劉少奇講話資料，頁233。紅代會北京師大一附中六二〇北京公社1967年7月編印：《向劉賊討還血債》，頁19刊登了相同的內容，但是沒有明來源。

[52]清華附中的共青團組織隸屬於清華大學，是清華大學共青團委員會的分團委員會。

[53]原清華附中工作組組長1988年接受筆者訪問時說，「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的政策是鄧小平提出，由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工作團領導人胡克實傳達的。另有材料說，胡克實指出：「要解散紅衛兵，把黨團組織恢復起來」，「逐步把紅衛兵溶化到團組織中來，不能團外有團。」參見《憤怒聲討胡克實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編印。

[54]北大附中原來的工作組是北京大學工作組的下屬，北京大學工作組由北京新市委派出，不是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其成員不是共青團的幹部，這與清華附中和北京市大部分中學工作組的情況不同。

[55]北京二中紅衛兵：〈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1966年8月18日0時50分），參見新北大井岡山兵團中文系《星火燎原》戰鬥隊編：《紅衛兵文選》，1967年12月，頁32–35。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北京二中紅衛兵這個傳單時，對個別文字作了刪改。

[56]本節所列紅衛兵的要求，見1966年8月22日以後數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報道，以及北京「毛澤東主義學校（原26中）紅衛兵（衛旗）」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舊立新一百例〉（傳單）。

[57]據北京市官方的不完全統計，在1966年8–9月「破四舊」運動期間，有1,772人被打死。參見〈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編寫小組編寫的〈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載《北京黨史資料通訊》，增刊（17），1987年5月。

[58]大規模暴力的瘋狂蔓延不僅令一些在位的領導者意識到情況嚴重，也使一些紅衛兵成員和頭頭感到不安。一些紅衛兵配合中央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政策，如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發佈了通令、清華附中紅衛兵散發了傳單。

[59]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紅衛兵：〈告全市紅衛兵緊急呼籲書，十萬火急！！——徹底粉碎反革命的復辟陰謀〉（傳單），1966年8月27日。

[60]應當是指葉劍英、陳毅、賀龍、徐向前四位軍委副主席1966年11月13日在軍隊院校來京串連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講話對軍隊院校造反派的一些做法進行了批評。也可能還指同年11月29日陳毅和葉劍英在軍事院校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講話進一步地批評了軍隊院校造反派。

[61]據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編：《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1967年7月。又見首都八一學校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主辦：《春雷》，1967年3月23日。

[62]「三司」指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北京造反派學生組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63]指陳毅。

[64]此信是「女兒」於1967年1月7日晚寫給「爸爸媽媽」的信，被造反派截獲，作為反面材料刊登在紅代會新北大附中井岡山兵團總部編：《大字報選》，1967年4月，頁10–11。

[65]僅就筆者所見，〈中央、北京黨政軍幹部子弟［女］聯合行動委員會通告〉（全文）較早的文本披露於紅衛兵上海司令部（紅上司）1967年5月編印：《砸爛「聯動」》。此後，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1967年7月編印的《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摘錄發表了此文的大部分內容，並廣泛流傳。此文作為「聯動」的文告是不準確的，它很可能是廣州紅衛兵起草的，也許有北京的「聯動」成員參加起草。考訂如下：一、〈中央、北京黨政軍幹部子弟［女］聯合行動委員會通告〉（因其自稱「中發密字003」，故簡稱「003通告」）的署名，在標題上是「中央、北京黨政軍幹部子弟［女］聯合行動委員會」，在通告結尾處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幹部子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人大常委革命幹部子弟，中共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幹部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命幹部部分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而一般所說「聯動」是指「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顯然，發「003通告」的「聯動」，非北京的「聯動」。二、關於「聯動」成立的時間，「003通告」稱1966年10月1日，這個日期顯然是假託的，因為毛澤東是在10月1日決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老紅衛兵和保守派在這個運動開始前是處於紅衛兵的主流地位，不會激烈抨擊運動。據回憶，1966年11月27日北京幾所中學的老紅衛兵在北大附中醞釀成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12月5日通過宣言，正式成立。資料依據：本人對聯動發起人的訪問，以及喬伊、徐雅雅：〈「聯動」事件始末〉，《追求》，1986年第5期，頁10–14，又見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頁112–113。三、關於成立的地點，「003通告」稱在北京中南海政治局禮堂，這是假託，根本不存在所謂政治局禮堂。這樣說，也許能唬住外地中學生，而只能被了解北京情況的學生恥笑。據上述資料，北京的「聯動」是在北大附中醞釀成立。四、關於「003通告」的來源，北大附中井岡山兵團總部1967年4月編印的《大字報選》（頁24）稱：北大附中紅旗主要負責人彭小蒙「曾在黑幫趙紫陽家住過。與其子關係甚密。聯動密字003通令就是從趙紫陽家抄出來的」。北大附中紅旗是聯動的主要發起組織，其領袖人物彭小蒙自稱不參加聯動，但是又自稱思想上比聯動還「反動」。另外，紅衛兵上海司令部（紅上司）1967年5月編印《砸爛「聯動」》作為反面教材刊登「003通告」時加按語稱：這是「一份在廣州發現的反動材料」。由此推測，這很可能是一份由廣州紅衛兵為主起草的通告，作為對北京聯動的響應，也許有北京紅衛兵參與其間，但對北京聯動的詳細情況了解有限；這份通告是被造反派抄出來的，很可能沒有散發。「003通告」不是通常所說的「聯動」的通告，但是作為「聯動」思潮文獻是說得過去的。

[66]「003通告」提出忠於「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這裏的1960年意味着什麼？有些費解。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否定1959年批判彭德懷以後黨內「左」的錯誤。第二種可能的解釋是泛指文革前幾年的錯誤。此外，筆者懷疑這裏的漢字「一九六〇」原始文本是阿拉伯數字1966，被誤讀成1960。如果是這樣，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錯誤，比較符合老紅衛兵的思想邏輯。當然，這只是猜測，還要看原始文本是否為阿拉伯數字。

[67]關於「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指毛澤東和林彪。此外，筆者猜測：如果原始文本是手寫的，那麼「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之中的「二個」兩字，會不會是「的」字的誤讀，就是說此句應當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幾個委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當然，這只是一種猜測，尚需與原件核對。

[68]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編印：《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1967年7月，頁5–6。

[69]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編印：《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1967年7月，頁6。

[70]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編印：《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1967年7月，頁7。「送沙果」一句指1966年7月27日，江青出席北京市海淀區師生大會，對紅衛兵表示支持，接受清華附中紅衛兵送上的兩篇論「造反有理」的大字報稿，並轉毛澤東。那天，從郊區農村勞動地點趕來參加大會的紅衛兵把帶來的沙果送給江青表示敬意。

[71]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巴盧庫時的談話。文化大革命期間，此次講話的部分內容在羣眾組織的非正式出版物中發表，如《學習資料》。此次引用，筆者核對了未公開的官方資料。

[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頁267。

[73]吉拉斯（Milovan Djilas，舊譯德熱拉斯）曾任南斯拉夫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1954年以後，因發表批判南斯拉夫黨和社會制度的言論而被處分、開除出南共聯盟，直至入獄。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一書英文版於1957年出版，中文譯本於1963年由北京的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供「內部參考」。

[74]駱小海：〈序〉，載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頁31。

[75]「星星之火」戰鬥隊：〈「星星之火」宣言〉（1967年8月），作為批判資料發表於首都中學紅代會崇文區委員會主辦的《赤遍全球》（出版者地址：北京26中學「紅旗」），1967年10月，第3期。該報「編者按」稱：「星星之火」戰鬥隊為「聯動的同族」，「八月以來，在崇文區各校遊蕩」。北京市崇文區當時沒有高等院校，可以推知「星星之火」戰鬥隊是中學生的組織。

[76]陶鐵柱回憶說：他和朋友在1967年6月中旬成立了「首都紅衛兵共產主義小組」並在宣言中譴責「文化大革命完全違背了反修防修的初衷，正在演變成迫害共產黨人、迫害工人、貧下中農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大清洗運動」。參見陶鐵柱：〈「聯動」與共產主義小組〉，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43–72。陶鐵柱這篇回憶在史實敘述方面疑點頗多，嚴重影響其可信程度，筆者未能與陶鐵柱核對，但是認為他的回憶大體反映了當時的思潮。這篇回憶相關錯誤和疑點包括：一、回憶稱1966年11月就聽說聯動成立，並看到「聯動」003號通告。實際上聯動成立於12月5日，003通告稱聯動成立於10月1日是假託。二、回憶稱在1967年8月上旬聽一位大學生談到劉少奇被批鬥後在辦公室舉憲法抗議，而當時的學生不太可能知道這一情景。三、回憶描述了1967年9月謝富治與江青在釣魚台談論陶鐵柱等人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的詳細對話，這裏顯然是演義。謝富治與江青是否談過「共產主義小組」，有待考證，即使談過，陶鐵柱也幾乎不可能知曉內情。

[77]譚力夫（現名：譚斌），父親為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院長譚政文，1961年病逝。譚力夫在文革初期因維護工作組和讚賞「血統論」而聞名，受到陳伯達及造反派的批判，1966年12月至1967年5月入獄，文革後獲平反。1969年他被分配到軍墾農場，1970年入伍，1994年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黨委書記兼副館長，1996年任文化部辦公廳主任，1997–2003年任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據網絡資料http://www.ha.xinhuanet.com/fuwu/kaogu/2005-05/18/content_4237536.htm。

[78]譚力夫8月20日發言據〈辯論會譚力夫發言記錄〉，載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公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遠征軍駐重慶聯絡站編印：《東方紅》（有關批判譚力夫講話材料專輯），1966年10月17日，頁2–8。

[79]此處「權力」二字，原文本是「權利」，似文字錯誤。

[80]三系劉京、譚力夫：〈從對聯談起〉（1966年8月12日），參見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公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遠征軍駐重慶聯絡站編印：《東方紅》（有關批判譚力夫講話材料專輯），1966年10月17日，頁23–24。

[81]江青在1966年8月6日參加羣眾大會時說「不完全同意」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建議代之以「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江青的講話見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1966年12月，頁115–116。

[82]譚力夫8月20日發言據〈辯論會譚力夫發言記錄〉，載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公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遠征軍駐重慶聯絡站編印：《東方紅》（有關批判譚力夫講話材料專輯），1966年10月17日，頁7。

[83]三系劉京、譚力夫：〈從對聯談起〉（1966年8月12日），參見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公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遠征軍駐重慶聯絡站編印：《東方紅》（有關批判譚力夫講話材料專輯），1966年10月17日，頁24。

[84]該講話在受到批判以後被作為批判材料在更大範圍中印發。

[85]〈十六條〉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參見《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

[86]陳伯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1966年10月16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39–141。

[87]早在1966年10月12日，就有「北京廣播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險峰（們）」貼出大字報〈中央文革小組必須來我院檢查〉，參見北京廣播學院《北京評論》，第2期，1966年12月，頁19–21。而在11–12月，批評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成批地出現。

[88]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寫：《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1967年9月–10月，頁134–135。

[89]北京大學《文化革命通訊》編輯部編：《文化革命通訊》，第4期，1967年2月，頁23。

[90]一、〈看中央文革小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一條什麼路線？〉（12月2日）。二、〈踢開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毛主席鬧革命〉，參見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寫：《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1967年9月–10月，頁134–135。又見北京林業學院「東方紅公社」「五四」戰鬥隊編印的批判資料（刻寫，油印，沒有明編印日期，估計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初）。三、〈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評陳伯達同志兩個月來運動的總結〉（12月8日），參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通訊》編輯部編：《文化革命通訊》，第4期，1967年2月，頁23。四、〈江青同志的講話將把運動引向何處——評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舉行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的講話〉（12月）。

[91]「清華大學孺子牛」編印：《動態報──號外》（油印）001，1966年12月5日出版。

[92]〈商榷之二──與中央文革小組，要急剎車，急轉彎嗎？且慢！〉（12月10日）和〈商榷之三——與中央文革小組，是批判譚力夫講話的錯誤還是推行譚力夫講話的錯誤？〉。筆者只見到12月10日的商榷之二和之三，沒有見到商榷之一。參見清華大學汽六二：「八・八」《7623》等編印：《毒草集》（油印），1966年12月。

[93]參見清華大學《114文選》（4–9），編者不詳，1966年12月13日。

[94]〈易振亞、萬會秦十二月五日晚在林學院辯論會上的發言〉（1966年12月5日），參見清華大學大字報編委會：《大字報選編》（一），1966年12月19日，頁8。

[95]〈踢開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毛主席鬧革命〉，參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通訊》編輯部編：《文化革命通訊》，第4期，1967年2月，頁22–23。

[96]〈中央文革小組應向何處去〉，署名：「《捍衛十六條戰士》1966.12.9.新齋820」，參見中國人民大學函授學院紅十月聯合戰鬥隊、毛澤東思想教研室支隊「長纓」戰鬥組編：《反面材料》（油印），1966年12月14日。

[97]北京林業學院紅衛戰鬥兵團「一二・九」、「永向黨」戰鬥隊、紅衛兵「永向東」的大字報：〈扼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評陳伯達同志二個月運動的總結〉（1966年12月5日），北京林業學院「東方紅公社」「五四」戰鬥隊作為批判資料編印，北京電力學院發電15，1966年12月17日翻印。

[98]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八一縱隊：〈一問中央文革小組〉，參見清華大學大字報編委會：《大字報選編》（一），1966年12月19日，頁15。

[99]清華大學紅衛兵「紅旗手」：〈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就是必須批判〉（1966年12月），參見清華大學汽六二：「八・八」《7623》等1966年12月編印：《毒草集》。

[100]北航紅衛兵八一野戰兵團：〈也問中央文革小組〉，參見清華大學大字報編委會：《大字報選編》（一），1966年12月19日，頁21。

[101]清華大學紅衛兵戰士顏曉東：〈給毛主席的一封公開信〉（1966年12月9日），參見清華大學大字報編委會：《大字報選編》（一），1966年12月19日，頁24。

[102]北航紅衛兵八一野戰兵團：〈也問中央文革小組〉，參見清華大學大字報編委會：《大字報選編》（一），1966年12月19日，頁20。

[103]北京林業學院紅衛戰鬥兵團「一二・九」、「永向黨」戰鬥隊、紅衛兵「永向東」的大字報：〈扼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評陳伯達同志二個月運動的總結〉（1966年12月5日），北京林業學院「東方紅公社」「五四」戰鬥隊作為批判資料編印，北京電力學院發電15，1966年12月17日翻印。

[104]北京林業學院紅衛戰鬥兵團「一二・九」戰鬥隊、「永向黨」戰鬥隊、「永向東」戰鬥隊、紅衛兵「永向東」小組、「革命到底」戰鬥隊、「好得很」戰鬥隊的大字報：〈看，中央文革小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一條什麼路線？〉（1966年12月2日）。同註97資料集。

第二章

造反派紅衛兵思潮和極左「新思潮」

造反派是繼老紅衛兵之後，取老紅衛兵而代之的另一個紅衛兵主流派別和思潮，造反派思潮是由毛澤東發動起來，並自覺追隨繼續革命理論的青年思潮，曾經深刻地影響了青年一代。

極左「新思潮」是從極端激進的造反派思潮發展起來，超越一般造反派的思想，被一般造反派拒絕的極左思想流派。它源於繼續革命理論，卻越出這一理論的軌道，因而遭到文革領導者的批判或鎮壓。

紅衛兵旗幟

一 造反派紅衛兵思潮

造反派紅衛兵是紅衛兵運動中與保守派、老紅衛兵對立的派別。造反派的概念有狹義和廣義的區別，造反派原來指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中特定的派別，是狹義的概念。後來被引申泛指運動中一切羣眾組織或者一切打破既成領導秩序的人，是廣義的概念。本書在狹義上使用「造反派」的概念。

1966年6至7月，一些學生批評工作組或者挑戰工作組權威，遭到工作組批評或者打擊。7月下旬工作組撤出。此後的兩個月，除了老紅衛兵自成一派，迅速崛起以外，原批評工作組的另一些學生仍然處於「少數派」的地位。

10月，毛澤東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少數派」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北京和很多地方逐漸發展成多數，改稱「造反派」。隨後，反對「血統論」和曾經遭受「血統論」壓抑的中學生也加入造反派，成為中學生造反派的主體。到1966年底，造反派紅衛兵在北京等很多地方的學校佔據了優勢，取代老紅衛兵和保守派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

造反派紅衛兵不強調家庭出身，其成員除了「紅五類」子女外，也有「非紅五類」子女甚至出身不好的學生。一般地說，造反派組織中很少有高級領導幹部的子女，從而帶有「平民子女」派的色彩。

造反派是毛澤東終於找到的，在「平反」、反對「血統論」等運動中得益，從而堅決地跟隨他進攻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羣眾力量。造反派在政治上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思想上心悅誠服地接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以下考察造反派思潮時，着重造反派紅衛兵具有個性或者自發性的思想，而對於造反派從各方面闡發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大量言論則只做概括的提示。

1 衝擊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

造反派始終把主要的矛頭指向共產黨內，從批判工作組的「錯誤路線」，到批判黨內「走資派」、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

造反派的核心成員，特別是在大學，是工作組領導運動期間與工作組發生過矛盾或衝突的學生，他們的造反，首先對着工作組。1966年8月至9月間，學生中有兩股激進的潮流。當老紅衛兵和保守派忙於「破四舊」，無情打擊文教界人士，砸文物，把「四類分子」驅逐出大城市的時候，高等院校裏的「少數派」學生，走向另一個方向，揪住工作組不放，專注於批判黨內「錯誤路線」。在他們看來，黨內鬥爭才是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問題。9月4日，北京大專院校「少數派」的聯合組織——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俗稱：首都「三司」）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宣稱：

目前，在革命隊伍中，存在着兩條路線的分歧和鬥爭；作為觸及人們靈魂的一場大革命，這是運動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結果，其實質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是關係到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能不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問題。對於這場鬥爭不能有絲毫的調和[1]和折衷。[2]

10月8日，首都「三司」的第一號通令再次強調：

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十分尖銳和複雜的，這是關係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關鍵問題，我們造反總司令部就是在捍衛以毛主席為首的正確路線的鬥爭中誕生的，我們在暴風雨中生，我們在暴風雨中長，我們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了殊死的鬥爭，我們是這條路線的死對頭，掘墓人！無論這場鬥爭多麼尖銳，多麼複雜，我們將永遠忠於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堅決與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血戰到底，不獲全勝，死不瞑目！[3]

「少數派」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揪住工作組不放，要工作組領導人回學校作檢查，不惜為此到國家機關靜坐示威。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以後，中共中央多次要求為被工作組打擊的羣眾平反。[4]「少數派」打出悲情牌，要求工作組為被打擊的學生和教師徹底平反、公開認錯，他們說：「平反，是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極其關鍵的一步。平反不平反是衡量真假革命的試金石。」「如果不為過去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徹底平反，說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空談，就是可惡的欺騙！」[5]工作組領導運動時期的確在政治上打擊、排斥了一些學生，雖然原因多樣，例如有些學生的主張比工作組更為偏激，但是在政治上打擊青年學生畢竟有背民心，爭取平反的活動為「少數派」贏得了社會同情。

工作組是按照組織系統由上級領導機關派出的，工作組執行的政策是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中央制定的，批判工作組很自然地向批判上級領導乃至中央的決策人發展。「少數派」說：「工作組中有些領導是鑽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表示要「揪住工作隊的錯誤路線、錯誤思想，揪住修正主義根子、揪住混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放！」[6]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9月24日的長篇大字報〈談兩條路線的鬥爭〉論述了「少數派」對運動方向的看法，在當時相當有影響。大字報敏銳地指出：1966年8月出版的第11期《紅旗》雜誌重新發表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時，增加了一段話：「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文章作者也許不知道，加進去的是毛澤東的話，[7]但是他們敏感地意識到這句話的份量：「上述意味深長的變更告訴我們，兩條路線，兩種領導的鬥爭，不僅在北京市有，在北大有，在航院有，而且從過去到現在，從地方到中央，一直是長期存在。」在工作組撤出、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公佈以後，「兩類司令部（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和修正主義司令部）、兩條路線（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路線和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路線）的鬥爭更加尖銳了。」「革命羣眾對這種錯誤的領導，雖然不是打倒的問題，但是必須同他們的錯誤路線進行堅決的鬥爭！」[8]

「少數派」的政治活動和思路沿着這樣的線索發展：緊緊抓住黨內路線鬥爭，從批判文革初期工作組和工作組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到追究領導工作組的上級黨委，直到中央的政策制定者——劉少奇、鄧小平，炮打所謂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特別是中央文革小組引導的結果，也是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切身利益使然。他們爭取平反，爭取從「反革命」到「革命小將」的根本轉變，完全繫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的成敗，因而他們認定緊跟中央文革小組，發誓作「中央文革的鐵拳頭」[9]。

造反派學生的政治和思想特點是二者的結合：一方面擁護共產黨，對毛澤東懷着崇拜之情；另一方面則在思想和行動上不再無條件地相信和服從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幹部，不再情願簡單地做黨的組織和領導人的「馴服工具」和「螺絲釘」，而要用毛澤東的思想（即毛澤東本人的觀點和指示）去檢驗領導幹部，反對「奴隸主義」。

循着這個思路，造反派紅衛兵熱衷於黨內鬥爭，努力鑒別領導幹部是革命的、犯錯誤的、還是走資派，區分「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揪「叛徒」和「特務」，在中央的指導下進行「革命大批判」。造反派不是沒有爭取左派地位之類一己私利的考慮，不是沒有維護自己派別小團體利益的小動作，但是就政治思想的傾向來說，造反派紅衛兵是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追隨者。

造反派以衝擊黨內走資派為主要特徵，並不意味着不進行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富反壞右的鬥爭，不進行批判舊文化的鬥爭。造反派雖然不是「破四舊」的主力，但是也不反對中央予以肯定的「破四舊」運動。1966年11月至12月，在大規模的「破四舊」運動過去兩個月之後，北京師範大學的造反派組織——井岡山戰鬥團按照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指意，在山東曲阜串連當地的造反派，召開搗毀孔家店的萬人大會，砸毀了孔廟的大批文物。[10]在1967年，由造反派舉辦的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盛讚紅衛兵的「破四舊」活動。[11]

1967年春夏，造反派奪取走資派權力的鬥爭取得決定性的進展以後，按照中央的部署展開了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大批判、對教育界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批判鬥爭。他們與老紅衛兵以及保守派的差別只是在於把批判走資派放在首位，而把批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鬥爭置於次要的地位。

參與黨內鬥爭、批判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是造反派的主要思想和活動，也是「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央」積極提倡、支持和引導的思想和活動。由批判工作組起家的大學生造反派更多地參與和考慮黨內鬥爭的問題，而中學生造反派則更關注批判「血統論」的問題。

2 批判「血統論」

造反派學生的另一個主要政治主張是在「無產階級司令部」[12]的支持下，批判「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13]這個主張喚起了成千上萬因家庭出身問題遭受侮辱和傷害的青少年的加入。在全國各地相當多的中學，「血統論」是學生派別分歧的焦點或者焦點之一，中學生造反派多是在批判血統論的活動中崛起的，這與大學生多在工作組問題上發生分歧有所不同。家庭出身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社會身份，是帶有社會性的問題，它吸引一部分造反派學生不僅關注黨內鬥爭，而且把批判的目光投向政治和社會特權問題。

1967年《奮起千鈞棒砸爛「血統論」》封面

造反派批判「血統論」的言論有兩個角度，其一是從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黨內路線鬥爭的角度，認為「血統論」違背中共中央「十六條」的規定，扭轉運動的大方向；其二是從階級路線的角度，批判「血統論」違背黨的階級路線。

北京四中東方紅公社代表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的發言〈宣判反動「對聯」的死刑〉（以下簡稱「發言」），是按照路線鬥爭的思路批判「血統論」的代表性言論。「發言」說：「工作組撤出，十六條發表以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關於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鬼見愁』的所謂『大辯論』和在對聯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譚力夫講話，正是這種新形式的典型表現。」「發言」說：「對聯」的大辯論「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的反映，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會基礎。它猖狂地配合了右傾機會主義者在十一中全會上向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進攻，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人物向毛主席的路線進行瘋狂反撲所做的輿論準備」。

「發言」歷數對聯的危害，包括：「一，保護反動路線」，「在許多地方被利用來打擊反工作組錯誤路線的革命少數派」，「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難得的護身符，對起來造反動路線反的羣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二，扭轉運動大方向，挑動羣眾鬥羣眾，人為的製造『階級對立』」，「既不去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不去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把矛頭直接指向持有不同觀點的和出身不好的羣眾」；「三，不能團結大多數」；「四，對出身好的成長不利」等等。[14]

關於階級路線問題，造反派依據中共中央的政策反駁血統論。第一，依據中共中央「十六條」中第五條的規定，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階級路線是：發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十六條」的這個規定根本沒有把家庭出身問題列為階級路線的內容，因此，根據家庭出身在運動中組織階級隊伍的做法，是違背中共中央指示的。第二，造反派指出共產黨在家庭出身問題上的政策是既要看家庭出身，又不唯出身，重在政治表現，因此，「對聯」及譚力夫講話是宣揚剝削階級的「血統論」，違背了黨的階級路線。[15]

造反派反對「血統論」，但是在「階級路線」問題上的態度仍有一些差異。成立比較早的一些大學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如首都「三司」，以批判工作組為主要目標，成立時也曾宣稱自己是由「紅五類」子女為主組成，[16]以表示其成員的純潔，但是不久即開始批判「血統論」，不再堅持「紅五類」的提法。在中共中央表態批判「血統論」以後才陸續成立的許多中學造反派組織，則始終把批判「血統論」作為自己的旗幟。

造反派的主流思潮一方面反對「血統論」，另一方面原則上承認中共中央堅持的對不同家庭出身青年區別對待和「重在表現」的政策，在二者之間尋求平衡。在實踐中，造反派紅衛兵採納中央在文革中提出的一種相當寬鬆的家庭出身政策。1967年2月，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宣言稱：「我們紅衛兵以勞動人民家庭（工、農、兵、革命幹部和其他勞動者）出身的革命學生為主體。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學生，對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一貫在政治思想上表現比較好的，也可以參加。」[17]這裏用「勞動人民」家庭出身替代了「紅五類」出身，使「工、農、兵、革命幹部」之外的、範圍廣泛的「其他勞動者」子女，包括中農、小資產者、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職員等社會成員的子女，都可以名正言順地參加紅衛兵。並且，宣言明確規定在這個「主體」之外的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學生滿足了一定的政治條件也可以參加。這個規定適合了造反派組織的實際情況。造反派組織鬆散，事實上家庭出身並不構成吸收成員的障礙。但是造反派在推舉頭頭的時候，還不得不考慮出身，以避免被對立派抓住把柄，而在不少組織裏參與決策的不僅有頭頭，還有智囊，後者往往包括出身不太好而有頭腦的學生。在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子女和幹部子女集中的大城市重點中學，造反派多以知識分子子女為骨幹，而老紅衛兵和保守派多以幹部子女為骨幹。

北京青年工人遇羅克猛烈抨擊「血統論」的〈出身論〉等文章發表以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造反派的主流意向是既反對「血統論」，又不贊同〈出身論〉，而一些激進派則欽佩或者支持遇羅克。

值得一提的是，當造反派掌握話語主動權的時候，很多曾經以「老子英雄兒好漢」自居的老紅衛兵的父母已經被批判、被打倒。造反派特別提出，「家庭出身不好」也包括這些幹部家庭。他們說：「我們認為一切剝削階級和資產階級高幹——代表着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對自己的子女必然有資產階級影響。」[18]造反派在這裏講家庭出身，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造反派十分清楚，視造反派為「狗崽子翻天」的，是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老紅衛兵和「聯動」。他們在批判「血統論」時，不可避免地涉及對幹部子女的重新認識和評價，引出對幹部子女特權地位的批判，有的論述進一步提出了中國的「特權階層」問題。「特權階層」是文革前中共中央批判蘇聯社會時使用的概念，造反派謹慎地把它用於對中國的分析，給文化大革命添加了社會批判的色彩。

造反派學生提出：「聯動思潮的罪惡之源是特權思想：長期以來，由於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優厚的生活條件，使他們（指領導幹部子女——引者注）凌駕於一般人之上，處處顯示出超人的氣概，表現出優越感。他們吹噓自己是『當然的掌權者』、標榜成『響噹噹的接班人』。過去他們狂妄叫囂：『學校裏階級路線貫徹與否，就看讓不讓我們幹部子弟掌權』，你不重視我們幹部子弟，那你就是在庇護『狗崽子』，甚至搞『階級報復』。⋯⋯他們所謂接革命的班，就是世襲老子的一切。把父母的一切特權變成他們自己的特權。這些沉醉於封建特權狂的蠢人簡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19]

造反派的另一篇批判文章也說：「反動血統論和特權思想就是『聯動』的理論基礎，就是『聯動』反動思想的核心。⋯⋯我們要問：為什麼聯動反動思潮在一些幹部子女中有最大的市場呢？這是與一些幹部子女，尤其是一些高幹子女享受的種種特權分不開的，是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他們的毒害分不開的。」「一些幹部子女，尤其是一些高幹子女，在生活上享有種種特權。⋯⋯脫離勞動，脫離勞動人民的養尊處優。」在受教育方面享受特權，「不少幹部子女，可以進入修正主義的幹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學校學習，這種學校為他們創造了種種特殊的條件，給他們灌輸了大量的反動血統論和特權思想的毒素。這種學校存在的本身就是幹部子女享受特權的集中表現，因為這種學校，不是什麼人都可以上的，它的招生制度等級森嚴，只要老子官大，孩子就可以優先入學，而且不受任何制度的約束」。「一些幹部子女，尤其是一些高幹子女，⋯⋯在政治上同樣享有種種特權。他們入團、入黨一般都很容易」。「政治上的這些特權，使一些幹部子女產生了一種政治優越感和領袖欲，因此，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接受反動血統論和特權思想，拼命地鼓吹反動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和狂妄地叫囂『大權一定要由我們來掌握』」。[20]造反派提出的幹部子女特權問題是當時的現實問題，吸引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同時他們的思路沿着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和黨內鬥爭的方向發展，努力從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中尋找合理性。

清華附中造反派認為：聯動的社會基礎是「特權階層」，聯動是「特權階層的衛道士」，並且試圖從反對特權階層的角度解釋文化大革命。他們說：「不可否認，在我國已經有特權階層的人物，中國的特權階層正在逐漸形成，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就是這種正在形成中的特權階層。劉少奇鄧小平就是中國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是這個修正主義的總根子！⋯⋯聯動，正是充當了劉鄧的小走卒，充當了這個特權階層的忠實衛道士。」「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揪出了劉少奇這個中國的赫魯曉夫，中國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總根子，中國的特權階層已經土崩瓦解了。特權階層的覆滅，預示着『聯動』社會基礎的崩潰。」[21]很清楚，這些造反派把反對走資派與反對曾經壓迫他們的老紅衛兵和「血統論」聯繫起來，他們反對走資派的積極性來自反對老紅衛兵和「血統論」。

「無產階級司令部」號召批判「血統論」，允許造反派批判幹部子女的特權，甚至涉及領導幹部的特權問題，但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正式文獻對於特權問題卻始終保持十分謹慎的態度。中央文件、《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文章，一般迴避特權問題，一律使用「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而避免提及毛澤東在1965年用過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22]很明顯，「無產階級司令部」引導羣眾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黨內鬥爭，而不是特權問題。在造反派的整個運動和思潮中，對「血統論」的批判處於從屬黨內鬥爭的地位，對特權的抨擊更是處於邊緣

的地位，儘管某些激進的造反派學生始終熱心關注特權問題。

3 闡發繼續革命理論、「大批判」及「懷疑一切」

在意識形態方面，造反派的主流思潮是信奉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的一些要點自1957年以後逐步提出，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由毛澤東的多次重要講話和指示、毛澤東領導下制定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等一系列文件、貫徹毛澤東和中央精神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俗稱「兩報一刊」）重要社論和文章闡發，形成比較系統的理論觀點。1967年5月，這一理論被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光輝理論」。[23]11月6日，「兩報一刊」發表經毛澤東審閱的編輯部文章，正式稱這一理論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且概括了其基本要點。[24]此後，毛澤東的講話和指示，以及中央的相關文獻，繼續為這一理論補充新的內容，直到毛澤東的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

1966年第6期《紅旗》的封面

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以下一些要點被造反派反覆宣傳：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始終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共產黨內，產生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形成黨內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兩條路線的鬥爭。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和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激烈鬥爭就是這一鬥爭的集中體現。

為了反對資本主義的復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後還必須繼續進行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主要對像是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最重要的方式，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羣眾，揭露和批判走資派，粉碎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須緊緊地掌握這個鬥爭的大方向。

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羣眾要在毛澤東和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下，造走資派的反，奪取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同時，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實行革命羣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的革命三結合，成立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

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25]

造反派紅衛兵比較全面地接受了繼續革命理論的上述要點。他們雖然在大聯合、三結合、「鬥私批修」等需要約束造反派一己私利的具體問題上有遲疑，但是在理論原則上沒有重大的障礙，這與老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不同，後兩者在普遍衝擊領導幹部、重點鬥爭黨內走資派這個文革的關鍵問題上產生不理解、抵觸甚至對抗。

造反派紅衛兵按照「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部署，積極參加了對所謂「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羣眾性「大批判」。造反派紅衛兵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報刊文章的基本觀點都是在闡釋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進行大批判，是造反派紅衛兵參與黨內鬥爭、造成輿論聲勢的行動，也是接受繼續革命理論灌輸的過程。

造反派紅衛兵對所謂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和修正主義路線進行了範圍廣泛的批判。造反派的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給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中央領導人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進行污蔑性的指責、人身攻擊。他們把劉少奇的一些談話概括為「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剝削有功論」、「公私溶化論」等，予以批判，實際上多為斷章取義、惡意歪曲。[26]他們按照文革的政治需要，編輯篡改歷史事實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大事記、「黑話錄」。[27]造反派的這些做法是秉承「兩報一刊」、「中央首長講話」的旨意，同時又發自內心。他們並非沒有搶功的心理，但是也深信偉大領袖的繼續革命理論和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

在批判劉少奇等「最大的走資派」之外，造反派還對彭德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一大批中央領導人進行批判和殘酷的鬥爭。同時，造反派還竭力在本地區、本系統、本單位的領導人當中揪鬥走資派。他們相信很多走資派從來就不是革命領導幹部，而是階級異己分子、叛徒。基於這樣的認識，以天津大學「衛東」「八一八」紅衛兵為先鋒的一批紅衛兵，在康生等人的支持下，掀起揪「叛徒」的狂潮，把一批領導幹部誣陷為叛徒、特務。「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於走資派，沒有做出明確的政策界定，而是鼓勵羣眾普遍地「炮轟」領導。造反派則把這當作立功、表現革命性的機會，不揪出一批走資派不罷休。在揪鬥走資派的同時，造反派還根據中央的要求，解放和結合革命領導幹部。從而，對幹部的不同政治評價，變成各派別之間爭執不休的一個重要問題。造反派在取得上風之後，不僅揪鬥走資派，並且打擊保守派羣眾，包括使用揪鬥、毆打、查抄等做法。這些活動雖然存在個人和派別的私利，但是在指導思想上都是在遵循繼續革命理論。

羣眾性的大批判涉及工業、農業、教育、文化藝術、醫療衛生、軍事、對外關係、中共黨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非常廣泛的領域，被說成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的重要步驟。作為學生，造反派紅衛兵根據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指示，對所謂「修正主義的教育的方針、方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等問題進行了政治批判[28]。各學校造反派還特別注意聯繫本系統、本單位，以及相關領域的情況，進行批判，許多學生組織了跨學校的專題批判聯絡站。例如：農業院校的造反派編撰了所謂「兩個司令部在農業戰線的鬥爭」資料，對農業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進行批判[29]；林業院校的造反派批判林業系統的「反革命修正主義」[30]；醫學院校的造反派熱衷於醫療衛生系統的大批判，聲言「誓把衛生系統的兩條路線鬥爭進行到底」[31]；政法院校的造反派批判「政法工作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義」[32]；中國科技大學造反派批判科技界的「修正主義」[33]；北京地質學院造反派批判劉少奇對地質學院畢業生的講話。[34]此類批判文章充斥紅衛兵的報刊。

大批判不是理論和政策的探討，而是不容爭議的政治宣傳、政治聲討，因而不准提出異議，不准被批判者申辯。大批判文章通常是先定罪名，後拼湊資料，斷章取義、曲解本意、無限上綱，把以往政治運動中就出現過的惡劣文風推向極致。大批判的內容常常是造謠誹謗，或者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用「左」的教條否定實事求是的或者比較符合實際的政策主張。例如被批判的農村「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政策，實際上是比較符合農業生產力狀況的政策嘗試；被曲解為「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的工商業經濟管理政策是重視價值規律和物質利益原則的積極主張；被污蔑為「賣國主義」、「洋奴哲學」的，是學習外國先進技術的正確主張；被污蔑為「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的鬥爭要緩和，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援要少）的，是我國經濟困難時期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的實事求是的政策建議。這類比較務實的政策，很多僅是嘗試，有的剛一提出就被最高領袖否定，並沒有形成與之對立的系統、成熟的路線。但是，在大批判中這些政策主張被誇大成與「革命路線」對立的「修正主義路線」，作為宣傳「革命路線」正確性的反面襯託，作為劉少奇等人的「罪名」。當時，大多數造反派紅衛兵是接受這個「兩條路線鬥爭」是非觀的。但是，走到社會基層以後，他們中的很多人從實踐中逐漸體會到「左」的一套政策的荒謬和脫離現實，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重新審視政策是非，把他們曾經在大批判中熟知的被顛倒的是非觀顛倒過來。當然，這是後話。

造反派紅衛兵對文化大革命理論和策略的理解也不僅僅是亦步亦趨被動地緊跟「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也提出過一些自以為正確的標新立異的提法和觀點。這些觀點的命運取決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棄取。那些符合運動需要的主張，會受到讚賞；不太符合「無產階級司令部」意圖，又不致嚴重干擾運動方向的口號、提法，會受到批評、勸戒；嚴重違背繼續革命理論和中央政策的主張，會被批判，以至鎮壓。

一些造反派提出的「懷疑一切」的口號，是被「無產階級司令部」否定、批判的思潮案例。

運動初期，「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動羣眾把鬥爭的主要矛頭指向黨內當權派，事實上鼓勵羣眾普遍懷疑、揭發、批判當權派。此時，一些激進的造反派學生提出頗具爭議的「懷疑一切」的口號。

據一本蘇聯出版的回憶錄，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曾經問馬克思：您所喜愛的座右銘是什麼？馬克思答道：懷疑一切。[35]這是馬克思半開玩笑的回答，於是對「懷疑一切」的解釋就有了彈性。一些學生作了這樣的闡釋：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懷疑一切」，作為口號被提了出來。⋯⋯「懷疑一切」的精神實質就是要批判、要革命、要造反。⋯⋯「懷疑一切」是對所研究的問題抱批判的態度，有批判的吸收，有批判的棄取。凡革命的、科學的、凡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凡符合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就吸收、就擁護、就發展。否則，就革它的命，造它的反，把它拋棄，把它消滅！「懷疑一切」就是要用毛澤東思想去觀察一切、分析一切、檢查一切。凡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就相信、就擁護、就支持；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就批判、就鬥爭、就堅決打倒！！「懷疑一切」決不是「否定一切」，懷疑不等於否定，馬列主義的「懷疑一切」論者與懷疑主義的懷疑論者根本不同。[36]

另一篇鼓吹「懷疑一切」的文章說：「造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主義的靈魂」，「要造反，就得懷疑。馬克思曾經說過，他最喜歡的座右銘是『懷疑一切』。⋯⋯馬列主義、毛澤東主義的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懷疑一切』是馬列主義、毛澤東主義的精華。」文章解釋說：「懷疑一切，就是用毛澤東主義檢驗一切。」「我們無限信賴、無限崇拜的只有黨中央、毛主席和毛澤東主義。對於其他人，其他東西，我們都要疑它一疑，檢它一檢，符合毛澤東主義的，就堅決擁護，堅決照辦，違反毛澤東主義的，就堅決反對，堅決鬥爭。」[37]

這些學生回答質疑者說：「懷疑，就是要檢驗，凡是久經考驗的，凡是已完全證明是正確的，就從懷疑之中引出了相信。我們對黨中央，對毛主席無比的相信、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限熱愛，又難道是憑空得出來的嗎？」[38]

此外，贊同「懷疑一切」口號的學生還提出：「『懷疑一切』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尤其是它的哲學基礎辯證唯物論，去檢驗一切；就是用毛澤東思想去檢驗一切；就是用毛澤東思想去識別一切，去批判一切，去統帥一切。」[39]「用毛澤東思想去『懷疑一切』是革命的口號！」[40]

「懷疑一切」的口號引發了爭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陶鑄曾有條件地表示贊同這個口號。[41]周恩來等領導人表示不同意這個說法。[42]1967年2月，張春橋在傳達毛澤東最新指示時說：「『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動的，這不是我們造反派的思想，但對我們有影響」。[43]這算是作了結論。中央表態以後，原來的提倡者不再作聲，造反派同聲批判這個口號。

對「懷疑一切」的口號應當進行分析，而不宜沿用文革時期的思路簡單地予以肯定或否定。

在思想領域，對現存事物和理論的理性懷疑精神，是思想創新的起點，沒有懷疑就沒有創新。懷疑、論證、肯定或否定都是思想自由的題中應有之意。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會，保障公民享有思想自由，包括政治上的懷疑、批判的自由，同時又必須遵守相關的法律，有所制約。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中的「懷疑一切」口號與此不同，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有特定的含義。

在蘇聯模式的社會，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思想高度一致，因而不僅政治上極少有懷疑的餘地，思想上也多有禁區，是不容許「懷疑一切」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情況有了微妙的變化。文革領導者號召羣眾參與黨內鬥爭，「揭露」、批判走資派，實際上是在一定範圍內授權羣眾懷疑和批判黨政領導人；但是這種懷疑是定向的，就是說只允許遵循「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引的方向懷疑，不允許懷疑一切，尤其不允許懷疑毛澤東和以他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正確性。文革從來不是要實行民主和法治的變革。因此，不論是在發動羣眾，鼓動羣眾懷疑領導的時候，還是在努力駕馭羣眾運動，防止運動失控的時候，都必然要強化最高領袖和中央的權威。「懷疑一切」既不符合政治體制的要求，也不符合文革運動的要求。

造反派「懷疑一切」的口號是思想的，更是政治的。「懷疑一切」的口號，是對文革前要求羣眾在思想和政治上無條件地相信和服從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人，作黨的「馴服工具」的反叛。文革前領導人與黨員、羣眾的關係確實存在強調服從，缺少民主，束縛羣眾獨立思考等弊病。然而，「懷疑一切」的口號是在文革的背景下提出的，不僅主張羣眾有審查一切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權利，而且事實上不可避免地是把當時流行的「上綱上線」的一套政治批判，對準所有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推動衝擊一切黨內當權派，其作用只能是加劇動亂。「懷疑一切」的口號原則上並非一定要「打倒一切」，硬把「懷疑一切」和「打倒一切」一勺燴地批判，固然難以服人，但是在沒有相應民主法治制約機制和缺乏理性的情況下，政治上的「懷疑一切」勢必向「打倒一切」發展，威脅社會的正常秩序。

「懷疑一切」論者，主張「用毛澤東主義檢驗一切」。這裏用作鑒別是非、正誤標準的「毛澤東主義」是當時紅衛兵為了表示對毛澤東本人思想的崇敬而使用的詞彙，包括毛澤東不同歷史時期的理論、觀點、指示，尤指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當時通用的「毛澤東思想」概念，泛指毛澤東本人的所有理論觀點，包括繼續革命理論，這與改革開放時期依據鄧小平的指示由中共中央重新解釋的「毛澤東思想」概念有所不同。且不說馬克思主義認為，是實踐而不是理論，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真正應當被懷疑被檢驗的首先正是這個「毛澤東主義」。以「毛澤東主義」作為「懷疑一切」的標準不可避免地會走入歧途。

文革中對「懷疑一切」的批判，固然有約束動亂的作用，但是其關鍵還是要維護毛澤東和以他為首的中央的絕對權威，這就不免要扼殺青年獨立思考、理性懷疑的精神。這就是說，文革前以「馴服工具」觀念束縛青年的思想是不足為訓的，激進造反派的「懷疑一切」是不可取的，文革中以毛澤東本人的思想鉗制青年的思想也不是正確的，只有理性的懷疑精神才是出路。文革期間青年人真正有價值的思考，正是從理性懷疑開始的。

與批判「懷疑一切」相關的，是文革中對「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批判。

「無政府主義」一詞在現代漢語語境中含義寬泛。狹義上，無政府主義指一種政治思潮（或者政治哲學體系）及社會運動，以否定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統治和權威的必要性為核心特徵。無政府主義有不同的流派，主要共同點是極端崇尚個體的自由和平等，在政治上否認政府及一切統治和權威，主張以各種形式的自治團體的聯合代替集權政府，既反對西方議會制政治，也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無政府主義的多數流派在經濟上否定私有財產制度。二十世紀初，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激進青年中曾經有很廣泛的影響。

廣義上，無政府主義泛指藐視權威，不服從組織紀律的思想和行為，以及足以導致無政府狀態的思想和行為，是狹義的無政府主義的衍生含義。[44]

造反派雖然普遍懷疑和批判黨政領導機關和黨內當權派，但是他們崇拜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擁護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權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對當權派的衝擊是由毛澤東發動和指導的政治運動一個步驟，並非實現無政府主義的手段。他們要求平等，但不以個人自由為出發點。他們的思想不是學理上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然而，他們的許多主張和行為在現實中嚴重破壞領導權威，足以造成無政府混亂狀態，並且他們中間一直或多或少存在着為了自己小團體或者派別的利益而不認真執行中央指示，甚至對中央陽奉陰違的做法。造反派組織普遍稱其頭頭為「勤務員」，而不太願意稱「長」。一些造反派組織以其成員中一個科長也沒有為榮，上海一個市委機關造反派總部甚至向國務院發佈通令，要求取消一切「長」。[45]這些都可以說是廣義上的、即不服從權威、不服從組織紀律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

造反派專用章

1966年12月，江青接見造反派學生時說：「沒有紀律就造不了反，就不能有力地造反。」「紅衛兵有無政府主義傾向，這不能說是無政府主義，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你們精神狀態有些不好，要把你們鍛煉成無產階級的小猴子。」[46]北京礦業學院造反派紅衛兵響應中央的指示，也表示：「要反對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47]1967年2月，奪權風暴之後，毛澤東明確指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動的。[48]可見，中央領導人和造反派主流聲音都是在加強紀律性和服從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權威的意義上談反對無政府主義，批評不服從中央的思想和行動。因此，江青稱造反派有無政府主義傾向，而不能說是無政府主義，是比較準確的判斷。文化大革命期間對造反派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批判，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約束造反派羣眾，使其服從領導的一種手段，是給「無產階級的小猴子」——造反派的政治緊箍咒，因而不能不有其局限性。

4 造反派內部的思想論爭

1966年底至1967年春，全國很多地區的造反派紅衛兵在反對保守派的鬥爭中逐漸取得優勢，然而其內部的派別鬥爭很快凸顯出來，在1967年春季形成愈演愈烈的派別衝突。各地派別衝突的原因呈現顯著的地方特點，中心是奪取或分割政治權力，但是透過具體的差別和例外[49]，仍然可以看到其一般趨勢。[50]

造反派內部可以大致分為溫和派與激進派，他們各自在本省市保持了相當強的陣容，都屬於中央所說應當實行「大聯合」的革命羣眾組織，溫和派是右翼，激進派是左翼。[51]兩派（個別地區分成三派，如在遼寧省）的爭論以政治權力的爭奪為背景，圍繞着支左部隊、革命委員會、領導幹部、運動的發展方向等問題進行，也涉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等理論問題。兩派的思想分歧基本在中央允許的範圍之內展開，即使發生局部的越軌，也僅被中央批評為「犯錯誤」、「錯誤」觀點，而不是「反動」。遇此情況，兩派大體能服從中央的批評，作自我批評並宣佈予以糾正。

除了各地溫和的與激進的兩大造反派之外，還有從造反派分化出來的少數極端激進派，如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省無聯」）。他們的政治主張和理論觀點，明顯地越出了中央允許的範圍，被「無產階級司令部」定為「極左」和「反動」，不僅受到溫和派的批判，也區別於一般激進造反派，遭到激進派的反對。本書將其列為「極左」的「新思潮」另做詳細考察和分析。[52]

1967年夏季以後，圍繞清華大學「四一四思潮」的爭論，是當時溫和與激進兩派最具代表性和理論色彩的思潮交鋒。

1967年8月，清華大學學生周泉纓寫了〈四一四思潮必勝〉[53]等文章，對清華大學和全國的兩派鬥爭進行了分析，比較系統地提出了一些帶有理論性的觀點，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當時溫和派的思想。〈四一四思潮必勝〉的作者周泉纓是清華大學井岡兵團四一四總部（簡稱「四派」或者「四一四」）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有該派的「理論家」之稱。此文是周泉纓1967年8月3日給河南造反派組織「造總」[54]一位「戰友」的信。此外，重慶大學「八一五」的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評四川時局〉[55]也是具有一定影響的溫和派代表性文章，但是理論色彩和影響都不及〈四一四思潮必勝〉。

〈四一四思潮必勝〉等文章在造反派當中引起激烈爭論。具有全國影響的激進造反派組織——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發表了〈誰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就和他拼——評《四一四思潮必勝》〉、〈毛澤東思想必勝，機會主義思潮必敗——評大毒草《四一四思潮必勝》〉[56]等文章，對「四一四思潮」進行反駁。

毛澤東對造反派學生的思想爭論十分關注。一年以後，1968年7月27日他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領袖時表示傾向清華大學團派一邊，不能接受〈四一四思潮必勝〉的思想，但是也指出不能消滅四一四，要求兩派大聯合。[57]此前，毛澤東還以批評的口吻談到重慶大學「八一五」的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評四川時局〉。[58]

圍繞「四一四思潮」的論爭反映了造反派當中對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解讀差異，是考察和分析溫和派與激進派思潮分歧的一個比較合適的切入點。

清華大學四一四派與團派就以下幾個問題進行了論辯：

（一）「四一四思潮」提出，建國十七年「紅線為主論」和「階級關係不變論」，而激進造反派則認為，由於走資派的出現，「我國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化」。

〈四一四思潮必勝〉（以下簡稱〈必勝〉）強調：新中國成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七年期間，「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佔統治地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只是一小撮」，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改變這個基本的階級陣線。〈必勝〉強調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革命，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非常重要特點和基本事實。」[59]〈必勝〉說：

「走資派」在中國的地位和蘇聯完全不一樣。他們在黨內政權機器內未佔統治地位。他們也未形成新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也正因為這樣，十七年來我國的階級陣線基本上是穩定的。經濟基礎基本上是共產主義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關係儘管有變化，但也不可能來個「大翻個兒」，也決不可能劃分什麼「老保階級」「造反階級」。

持激進觀點的清華大學團派對四一四思潮的「階級關係不變論」進行了反駁，堅持「階級關係變化論」。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天安門縱隊發表長篇文章〈誰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就和他拼——評《四一四思潮必勝》〉（以下簡稱〈評必勝〉），文章說：「認為我國十七年來階級關係、階級陣線不變的觀點是錯誤的。」文章認為：我國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動首先表現在出現了黨內走資派。這使得「暗藏在無產階級專政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成為了無產階級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他們的特點和那些明顯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有很大的不同。」「由於黨內出現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他們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這就使我國的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化。」由於階級關係的這個變化，人民羣眾與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的矛盾不再是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國的階級關係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章認為，否定建國十七年階級關係的變化，就是「否定黨內走資派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是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以『地富壞右翻天』的次要危險以及臆造出來的『狗崽子專政』的危險去掩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黨篡國，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60]

在中國是否存在特權階層的問題上，〈必勝〉強調中國不存在特權階層：「『走資派』在中國的地位和蘇聯完全不一樣。他們在黨內政權機器內未佔統治地位。他們也未形成新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對這個問題，激進造反派十分慎重，他們的批判止於特權人物，特權現象，而不提中國形成了特權階層。[61]

（二）關於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任務，溫和派的基本傾向是認為1967年1月造反派奪權以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到1967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勝利的「大局已定」，運動的主要任務，已經從向走資派奪權，轉向建立和鞏固新政權，為此必須解放和依靠大批的革命領導幹部，支持支左部隊和新的革命委員會，羣眾運動要逐步走向「收」。這樣的形勢要求造反派特別注意反對自己隊伍中存在的無政府主義等左傾錯誤。激進派則認為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取得徹底勝利，必須「宜將剩勇追窮寇」，徹底揭露和批判一切走資派，特別是軍隊裏的走資派，在羣眾中要繼續反對右傾。

〈必勝〉的作者周泉纓在1967年10月24日的一次談話中稱：當前，文化大革命進行「修整、鞏固、妥協是必要的」。他說：

「修整、鞏固、妥協」這種詞似乎是沒有光彩的，其實不然，這是在大革命大變動後的鞏固階段的很必要的手段，其效果是鞏固大變動中獲得的成果，修整大變動的損耗，總結經驗，結聚力量，以便第二個高潮更快到來。⋯⋯文化大革命後期，「修整、鞏固、妥協」的政策也是採用的，目的當然為了鞏固成果，為了加強無產階級專政。[62]

溫和造反派認為：激進派犯了「極左」的錯誤，因此他們提出：「決不讓老保翻天，也不讓極『左』翻船。」[63]

對此，激進派認為：文化大革命進入大批判階段，正在「狠打落水狗，掀起大批判高潮」，「四一四思潮」是要革命來個「剎車」，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來個「向右轉」，否定和破壞文化大革命，是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思潮。[64]

（三）關於羣眾運動中的「階級陣線」和兩派鬥爭的定性。

〈必勝〉認為：全國造反派的派別分歧具有普遍意義，激進造反派（即〈必勝〉所說的「團派」）只具有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只能是革命的同路人，其成員的階級構成混雜，難以承擔掌權的重任。唯有溫和派（即〈必勝〉所說的「四派」）最符合毛澤東思想，能夠完成文化大革命新階段的重任，擔當「大聯合」和新政權的基礎和核心。這個觀點被通俗地概括為「造反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文章統稱各地的溫和派為「四派」，激進派為「團派」，並在這一劃分基礎上指出：各地的「四派」和「團派」在解決和黨內「走資派」這個主要矛盾時是統一的，「但是一旦這個主要矛盾得到了初步的解決，兩種思潮誰戰勝誰的問題就會迅速地提到日程上來」，表現為由誰掌權、依靠誰、團結誰、鎮壓誰等問題的爭論。

〈必勝〉宣稱：在政治方面，「四一四思潮」能夠「對待受蒙蔽羣眾，努力團結他們，熱情地幫助他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能夠「勇敢地保，熱情地幫，大膽地用」「犯錯誤的革命幹部和要革命的幹部」，所以比較符合毛澤東思想。

〈必勝〉指責說：團派的「革命性是小資產階級的，因此比較容易接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散佈的打倒一切，懷疑一切，排斥一切的無政府思潮的影響」。

在組織方面，〈必勝〉依然比較看重家庭出身以及黨員或者團員的政治面目，認為：「四一四派的隊伍是比較整齊的，造反派大多數的工農兵基本羣眾和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以及大多數的黨團員和幹部，都是『鐵杆』的四一四派。」〈必勝〉抨擊說：「團派的隊伍是稱不得整齊的，還經常混雜着走資派，特別是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以及代表他們的知識分子。」

文章指責團派思潮：「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更接近列寧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極『左』思潮」，並且斷言：隨着運動的發展，這種思潮的代表人物將完成歷史交給它的衝鋒陷陣的任務，而被無產階級的手腕捏得粉碎。在四一四派看來，激進的造反派只能衝鋒陷陣，不能掌權，運動後期還要溫和派收拾殘局，這就是毛澤東在一年以後表示不同意的「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是414」的觀點。[65]

清華大學團派發表文章反駁說：〈必勝〉所說的全國的團派組織，「都是中央大力支持的經過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而且其中有的是最近毛主席親自給予平反和肯定的左派組織。」文章說：〈必勝〉在階級路線上對造反派的指責，是重彈保守派組織、聯動「血統論」的老調。[66]

（四）在評價支左部隊的問題上，各地溫和派多主張支持本地的支左部隊，即使支左部隊「犯了錯誤」，也要支持其改正「錯誤」，反對像1966年衝擊黨政機關那樣衝擊軍隊。而激進派聲言：必須揪出軍隊內的一小撮走資派。

清華大學四一四派支持各地溫和派對軍隊的態度。〈必勝〉為此論證說：「我們的軍權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親自領導的，是林付〔副〕主席親自指揮的偉大的軍隊」，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軍權將更加牢固地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因此，「對因認識問題而犯錯誤的軍區和部隊的幹部，必須一看二幫，熱情地團結和歡迎他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溫和派反對激進派把進攻的目標轉移到軍區，把「局部地改善軍權，變成了大規模的武裝奪權」。他們反對「不加分析地，像去年衝擊省市委那樣去衝擊大多數的軍區」，反對「徹底砸爛」、「徹底奪權」的口號。他們提出，在軍區幹部問題上，要防止「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

清華大學團派的態度與四派相反，1967年夏季，他們一度積極支持外地激進造反派衝擊軍區的行動，認為：「目前，軍內兩個司令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也是異常激烈的。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糾集保守組織殘酷鎮壓造反派。被『信』（指〈必勝〉一文——引者注）的作者所命名的『414』派實際上大多是幫助一些軍區鎮壓了全國各地的徹底革命派（團派）。中央文革堅決支持徹底造反派，指出這些軍區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的錯誤。」

1966年8月清華大學紅衛兵在砸毀牌坊上的“清華園”題字

1967年7月20日武漢事件以後，清華大學井岡山團派機關報《井岡山》曾經發表文章，鼓吹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揪出帶槍的劉鄧。《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社論受到毛澤東批評之後，激進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鼓噪也被中央制止。[67]

（五）領導幹部問題是兩派爭論的又一個焦點。

根據毛澤東的要求，革命委員會要實行革命羣眾組織的負責人、當地軍隊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領導幹部「三結合」，從而，「解放」哪些領導幹部、推舉哪些領導進入革命委員會，成為極具爭議的問題。實際情況往往是：這一派擁護的幹部，必遭那一派的反對，反之亦然。儘管如此，就一般傾向而言，兩派在幹部問題的態度還是有所差別的。溫和派往往傾向於強調中央文件和報刊社論所講的，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主張「解放」更多的幹部；激進派則往往傾向於對幹部的基本情況作悲觀估計，強調對走資派必須徹底批判。在這個問題上，各地、各單位的具體情況有不小的差別。

在清華大學，幹部問題在派別衝突中尤其引人注目，是兩派鬥爭的核心問題之一。四派強調清華大學的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要求「解放」和結合大部分領導幹部。團派則強調批判走資派，反對給大多數幹部「平反」、「平黑」[68]。雙方為此發表大字報和文章進行辯論。

四派雖然承認「清華大學是蔣南翔長期統治的獨立王國」，[69]但是認為：「十七年來，毛澤東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着清華園。」[70]不能把清華大學廣大幹部與前校黨委看成是鐵板一塊，不能把他們說得一無是處。

四一四派的報紙發表社論說：「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堅決執行！對待一大片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幹部，我們要勇敢地保，熱情地幫，大膽地用。」[71]四一四派進一步明確提出，為了讓革命幹部在新的領導班子中發揮核心作用，紅衛兵小將要「讓權」。他們說：沒有大批革命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紅衛兵小將奪得的權就有可能喪失，因為革命小將自身有很多缺點。革命小將要勇於讓賢，單純的紅衛兵掌權是不可能把革命進行到底的。

團派不能接受四派的這些觀點。團派認為：清華大學十七年來實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專政，是一個爛掉的單位，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資產階級的王國。[72]團派認為：清華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是要革命的，但他們在過去都不同程度地犯過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73]「如果不正確對待幹部隊伍這存在的嚴重問題，看不到解決清華幹部問題上的複雜性，艱巨性，⋯⋯就有使文化大革命走過場的危險。」[74]一些人提出更激進的要求：清華大學大多數幹部不是無產階級當權派，都應降職使用或者當老百姓，更不能讓走資派混進三結合機構，否則資本主義復辟隨時都是可能的。[75]

激進的團派不信任原有的幹部，要求敢於提拔年輕有為的小將到領導崗位上，破除各種迷信或框框的束縛，大膽地提拔地位低的左派幹部到領導崗位，使他們掌實權，成為核心。[76]

團派聲稱：「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幹部的大批判，就是批判幹部運動。」不僅「革命的羣眾批幹運動天然合理」，而且只有大規模的「批幹運動」，才能揪出壞人，才能衝擊廣大幹部，使之出一身大汗，犯錯誤的得到教育，走到危險邊緣的得到改造，才能達到文革的目的，而「否定批幹運動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今後的文化大革命，大約都會伴隨一場羣眾批幹運動」。[77]

由於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是文革之初被中央罷免的，清華大學兩派在蔣南翔的問題上沒有正面交鋒。兩派分歧的焦點在於如何對待原清華大學有一定代表性的三十多名中層幹部，四派主張保護絕大部分，團派主張全部打倒。[78]

綜上所述，造反派的溫和與激進兩派的爭論是在繼續革命理論的框架內，各執一端。溫和派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條件」的一面，激進派則強調「繼續革命」的一面。

溫和派所堅持的建國十七年「紅線為主」論，反對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成績，原則上符合當時報刊社論，即中央對全國總體狀況的基本估計。然而，如果是紅線為主，文革的必要性不可避免地會遭到質疑——既然紅線為主，為什麼還要這樣大規模發動羣眾衝擊領導幹部？對於這個有爭議的問題，當時的中央沒有給予明確的回答，直到紅衛兵運動結束三年以後的1971年，才經毛澤東批准，作出關於文化教育界的「兩個估計」[79]，算是有了結論。這就是說，文革前的十七年總體上是「紅線為主」，但是在文化教育界，是「黑線」為主。溫和派的「紅線為主」論，符合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對全國各領域的總體估計，但不符合對教育界的估計。從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說溫和派的建國十七來「紅線為主」論，在理論錯誤方面沒有激進派走得那麼遠。

值得一提的是，四一四派中的少數人，在批判團派的「極左」的過程中，已經洞察到文化大革命的更為實質的問題。據團派的批判文章，四一四派當中有人議論說：林彪、中央文革小組是「全國極左思潮的總根子」，文化大革命是「依靠極左的代表人物發動的一場極左路線指導下的極左運動」，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是出於「個人集權的需要」。[80]這些言論雖然引自團派對四派的指控，不一定準確，也很難說是四一四的基本觀點，很可能是私下的議論，但是反映了四派當中一些思想者已經有了較為深入的思考。

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關係變動」與否的問題，也是繼續革命理論當時沒有明確回答的問題。只是到紅衛兵運動過去多年的1975至1976年，毛澤東才有了這樣的說法：「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81]黨內「四人幫」據此加緊宣傳「階級關係新變動」論。可以說，這是對數年前造反派內部論爭的一個回答。但是時過境遷，繼續革命理論在思考型青年當中已經不再神聖了。

在理論方面，激進造反派在論辯中強調反對走資派的必要性，強調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是堅持繼續革命理論中最具鋒芒的核心內容，是在中共黨內受到諸多質疑或抵制的內容，也是毛澤東最要堅持的內容。溫和派所強調的是繼續革命理論中條件性的、保證性的或策略性的內容，與文革前的階級鬥爭理論有較多交集，是黨內爭議相對緩和的內容。對兩派的思想爭論，毛澤東應當更傾向激進派。

在文革運動的形勢和具體部署方面，溫和派的穩健、保守主張，諸如批評「極左」、反對衝擊軍隊、要求團結多數幹部等主張有利於穩住局面，比較符合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在1967年夏季以後的「戰略部署」。

1968年7月27日，關於「四一四思潮」的爭論過去一年之後，毛澤東召見紅衛兵領袖時講話，明確表示傾向清華大學團派一邊，不贊同「四一四思潮」——這是在思想層面的好惡；同時又沒有組織對「四一四思潮」的批判，還指示釋放〈四一四思潮必勝〉的作者周泉纓——這是從運動部署方面的考慮。溫和與激進造反派都是強大的具有重要影響的造反派力量，都是願意繼續追隨毛澤東的羣眾，毛澤東的態度是要求他們實行革命的大聯合。

在上述造反派思潮主要觀點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其一是參與黨內鬥爭，批判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走資派、「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得到文革領導者積極引導、支持的造反派的主要傾向。這裏所批判的「修正主義路線」包括了農村「包產到戶」政策、企業管理重視利潤和物質利益等黨內務實派的政策主張或者政策探討，相對於毛澤東的路線，比較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造反派站在毛澤東的立場進行批判，基本是荒謬的。造反派中的溫和派沒有激進派走得那麼遠，他們關於建國十七年以紅線為主、更多地「解放」幹部等主張，相對於激進派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大學生造反派關注的核心是黨內鬥爭，他們是這個傾向的主力。

其二是對「血統論」的批判以及由此引申的對平等權利的追求和對特權的抨擊。文革發動時期，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號召批判血統論，並將其引導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造反運動興起以後，領導者對此就不再強調，不予鼓勵也不予禁止。批判血統論不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而僅僅是掃除障礙、發動羣眾的手段，羣眾一旦起來了，就可置之一旁了。儘管一些造反派學生對此情有獨鍾，但是在造反派思潮中這只是次要的傾向。這一傾向具有爭取社會公正的正面意義，但通常被鬥爭走資派的負面作用壓倒。中學生更多地關注這個帶有社會性的問題，他們是這個傾向的主力。

二 極左「新思潮」

在紅衛兵運動的思想光譜中，極左「新思潮」是個性獨立、色彩醒目的一端。這一思潮因其不同於一般造反派思潮而有「新思潮」之名。這裏所謂「極左」是為保留歷史感而沿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定性，就是說，是以文革的標準定為「極左」的，比通常所說的中央文革小組等黨內極左派還「左」，並為後者所不容、所鎮壓。極左「新思潮」各家的論說不盡相同，沒有統一的綱領，表現為具有相似思想傾向的一連串個案。極左思潮的基本特徵是，在激烈抨擊「官僚特權」的同時，探討其政治和經濟的制度根源，批判性地審視現實制度，呼籲以人民的力量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實行制度變革、社會革命，建立沒有官僚的理想社會。[82]這與當時一般造反派熱衷於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鬥爭的情況很不相同。極左「新思潮」是被毛澤東晚年思想中某些制度批評和制度變革的論述激發起來的激進思潮，也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種非常激進的理解和解釋，它不僅挑戰1949年以來基本制度的合理性，而且違背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目標和具體部署，因而在運動期間就被中央宣佈為「極左思潮」，受到鎮壓。極左「新思潮」在有些地方與羣眾運動的某些力量弱小的激進政治派別相聯繫，有些則僅僅是少數學生青年的言論，其意義主要在於思想而不在於政治運動。

本節着重考察分析思想特徵鮮明、社會影響比較大的若干個案，而對於那些因為不符合毛澤東關於運動的具體部署被列入「極左」思潮，受到批判，但思想理論意義不突出的激進言論，僅做概要的介紹。

紅衛兵在演話劇

1 「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

據目前所知，「新思潮」最早的文獻是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生喬兼武和杜文革[83]貼出的大字報〈給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公開信：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84]。10月17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李文博大字報〈公社早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了〉提出的「革新社會主義制度，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很快被稱為「新思潮」。[85]1966年11月15日，北京農業大學附中高中學生劉握中和張立才以「伊林・滌西」的筆名在清華大學貼出致林彪的公開信，也提出了制度變革的要求。[86]喬兼武、李文博、伊林和滌西為探討「新思潮」而相識相知，相互聲援，一同被捕入獄。此外，10月下旬，中國科技大學幾名學生貼出大字報，認為存在壓迫和剝削人民的特權階層。以上幾篇大字報構成「新思潮」的第一波。

（1）「取締黨團組織，代之以革命委員會」[87]

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學學生喬兼武和杜文革張貼大字報，提出「造三個大反」，要求：第一「取締黨團組織，代之以革命委員會」；第二「黨政合一而為革命委員會」；第三，「砸爛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辦公室」。[88]

關於「取締黨團組織，代之以革命委員會」，大字報說：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前，無產階級以其先鋒隊共產黨的組織形式，動員組織領導其他階級、階層的勞動人民，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完全正確的，適用和必須的。但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條件下，適用於以前的黨團組織形式已經完全失去了它們繼續存在下去的意義，成了防害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舊的組織形式，應該立即取締、改革，代之以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由羣眾自己創造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式的羣眾性組織——革命委員會。

大字報說，黨團領導政府，而黨外羣眾對黨的各級組織沒有選舉權，不能實行監督，容易產生修正主義，官僚主義，不利搞羣眾運動。大字報提出：取而代之的革命委員會應當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建設原則，完全代表無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堅決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革命委員會要按照十六條的要求實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制。

大字報的第二個要求是黨政合一為革命委員會。大字報說，用黨政兩套組織形式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人為地使政治和業務分離，形成黨組織抓政治工作，政府搞建設，造成國家機構龐雜，浪費人力物力，嚴重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應當廢止，實行黨政合一，由革命委員會完全地承擔其革命和建設的任務。

大字報的第三個要求是：砸爛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辦公室，因為辦公室的制度脫離羣眾，脫離實際，脫離生產勞動。

喬兼武大字報從內容到文字都很粗糙，卻是提出了制度變革的要求，即把中央撤消工作組以後在學校運動中實行的一些作法，例如由羣眾直接選舉產生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運動，共產黨和共青團的基層組織停止活動等，當作最革命的方式，並進而要求用羣眾直接選舉的機構替代政黨掌握權力。這些要求顯然是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89]的自主發揮，卻明顯地違背了共產黨領導的原則，也違反當時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針，因而被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宣佈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和「修正主義的言論」，喬兼武和杜文革受到批判。

（2）「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李文博[90]以恩格斯論巴黎公社的一句名言為標題貼出一張大字報——〈公社早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了〉，[91]大字報參照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的模式，探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意義。這張大字報提出的「革新社會主義制度，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很快被稱為「新思潮」。

大字報的原文現在已無從查找，但是從對它的批判資料以及作者李文博的回憶可以得知大字報以及這個「新思潮」的主要論點。[92]1968年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報一篇批判「新思潮」的「嚴正聲明」概括說：「新思潮」要求「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徹底打掉舊的國家機構，創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機構的新的組織形式，堅決反對『打倒皇帝做皇帝』」。[93]

據李文博回憶，大字報提出了制度變革的問題：「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鬥、批、改』。這裏的『改』是指革新社會主義制度，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現在的制度是從資產階級那裏繼承來的組織形式，是一個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這仍然是產生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官僚主義的溫床、社會條件。這種組織形式不能再繼續下去了」。[94]

大字報強調制度變革的意義：「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創造了使地主階級不能繼續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一種制度。無產階級則要創造一個使一切剝削階級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一種新制度。」

大字報認為制度變革的目標是實現馬克思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則：「巴黎公社原則主要有兩條：第一，官吏的工資不超過工人的工資；第二，人民有權隨時罷免官吏。總之，人民需要一個廉價的、廉潔的政府。馬克思說：公社雖然被搞垮了，但它的原則是永存的；在無產階級實現公社原則以前，它將一再大喊大叫。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巴黎公社的原則。」

此外，據1968年的批判材料，李文博還曾在筆記裏寫道：「我們國家目前的政體，也正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橋樑和跳板」，「我們國家現在的政體必須打碎」。[95]

李文博提出的「革新社會主義制度，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等命題馬上吸引了許多學生的關注。北京師範大學一些高年級學生邀李文博參加討論會，贊同他的思考，同時坦誠指出大字報觀點的不成熟之處以及在表述方面的紕漏，並且幫助他進行修改。幾天以後，李文博貼出了文字比原來長出三四倍的修改稿。

不久，李文博與其他學生貼出署名「長征」的大字報〈大大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革新社會主義制度〉，說：「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中還帶有舊世界的烙印。⋯⋯如不能及時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它們就要向反面轉化。⋯⋯修正主義路線在那些國家、地區部門貫徹，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現行制度，組織機構有從舊社會帶來的殘跡。」對於領導幹部，大字報說：「你們看一些人一旦做了大官就馬上和羣眾疏遠不一樣了。今天的官還多少打上了舊社會官的烙印，這種烙印，這種特殊的地位，曾經使多少人被毀滅，犯錯誤，它是官僚主義，修正主義的罪惡源泉和良好外因。」[96]

傾向「新思潮」的北師大學生還轉抄張貼其他院校學生的大字報〈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大字報稱：「在高等院校內，原來不少黨團組織嚴重不純，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是各種階級出身、各種觀點的大雜燴，根本失去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性，正因為如此，需要在高等院校內解散原來的黨團組織，重新建立真正的革命的黨團組織。」[97]

李文博回憶說，寫大字報之前，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裏認真讀了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李文博說：這篇大字報「實際上是作為對『文化大革命』當時的一種理解，一種一廂情願的真誠嚮往；把一個尚不成熟、簡直是思維過程中的看法，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奉獻給公眾」。[98]

李文博回憶說：當時是文革中一個短暫的可以就這一類問題進行公開探討的時期，不管是贊同還是反對的觀點都可以發表，學生的態度也比較理性。北京師大的一些學生還邀李文博討論未來制度的問題，各系的同學都有，氣氛熱烈。這張大字報貼出後，引起北京高校的熱烈討論，其觀點被稱為「新思潮」。當時正值高潮的大串連，把「新思潮」傳播到外地，在上海、瀋陽的高校也引起了熱烈的討論。[99]

羣眾中廣泛進行的關於「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討論和爭論，引起了中央領導核心的注意。1967年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傳達毛澤東指示時說：「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正確的說法是部分地改善無產階級專政。[100]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1967年3月13日對回國留學生的講話，再次依據毛澤東的指示闡發了這個觀點。[101]

從1966年10月李文博的大字報開始，「新思潮」就被用來指稱青年學生中出現的一種自主地依據馬克思主義或者毛澤東的論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解釋和理論性探索的激進思想傾向。這種新的思想潮流有這樣一些特點：着重對制度而不是對個別領導人的優劣進行分析；更多地引用馬克思經典論述而不是中央文件或者報刊社論；有明顯的理論興趣而不是着眼於緊跟中央對政治運動的具體部署；獨立地從民間而不是追隨當政者的立場提出和思考問題，更多地伸張羣眾對領導的監督等政治權利而不是聲稱「緊跟」領袖的領導權威和指揮。這種挑戰領導體制權威性的傾向在文革前通常被列入「右」甚至「極右」，而在文革當中，由於運動的重點由領導整羣眾，變為羣眾整領導，政治坐標的轉換使衝擊領導從「右」變成了「左」，並且因其發展超過了文革核心領導容忍的界限，而被當作「極左」的思潮。

李文博的觀點引起爭論以後，北京農業大學附屬中學兩位高中學生劉握中和張立才到北師大串連，找李文博交流思想。當時這兩位中學生正準備批評林彪的幾個觀點。此外，李文博從曾經到北京大學串連的東北工學院的朋友那裏讀到喬兼武的幾篇大字報和文章，感到與喬兼武關於制度變革的觀點相通，遂與之建立了聯繫。

（3）對林彪的批評與制度變革的呼聲

林彪，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相勾結，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

1966年11月15日，北京農業大學附中高中學生劉握中和張立才以「伊林・滌西」的筆名在清華大學貼出致林彪的公開信，批評林彪1966年9月18日講話中的幾個關鍵提法，同時呼籲制度變革。[102]

劉握中的父親是國民黨軍人，隨國民黨軍隊退到台灣。劉握中由他的祖父帶大。他的祖父是湖南有名望的人士，新中國成立以後與一批湖南籍的黨外人士一道受到寬容的政治待遇。張立才出身工人家庭，父親是中國醫學科學院的工人。劉握中用當時中學生熟悉的蘇聯科學普及作家「伊林」的名字作為筆名，張立才以「滌西」作筆名，有蕩滌西方污泥濁水的含義。「伊林・滌西」看似外國人的姓名，實是結合了兩人的筆名。[103]

公開信的第一個內容是批評林彪1966年9月18日在軍事院校講話中的幾個提法。公開信引用斯大林的話，批評林彪關於「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認為這個提法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中是有害的，它會給各國修正主義造成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口實，毛主席也絕不會答應！」

公開信還批評了林彪的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書太多，讀不完，他們又離我們太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要99%學習毛主席著作。」公開信說：「第一：書太多，讀不完，他們離我們又太遠，顯然不能成為99%的理由。」「第二：專門的理論是需要的，而中國的現狀又特別需要。」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戰線仍然落後。現在和將來的革命運動都需大批真正的理論家。「第三：既然現在很需要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方面的大批理論人材，那麼這些理論家，不管其專長是什麼，都起碼必須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具備一個較全面的系統的了解，而毛主席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這個99%比例是不正確的，對大專院校不適當。」而林彪這個講話正是在軍事院校作的報告。第四：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現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要對毛澤東思想有個徹底的了解，清楚毛澤東思想如何前進，就必須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有個相當的認識，所以林彪的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公開信的第二個內容是闡發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以及制度變革的要求。林彪在一次講話中曾經強調：「我們國家的領導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不能允許一小撮反動資產階級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反對無產階級和人民羣眾的專政，炮打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要粉碎他們的陰謀詭計。[104]對於林彪的這個說法，公開信從激進的角度批評說：林彪這個講話過早過分地強調了「一小撮資產階級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重性，其實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燒省市委」的大多數是學生。林彪「強調專政的正確方面——不需改進的方面，卻沒有敏銳的覺察到文化大革命展開以來突出出來的問題，即『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黨和政府組織形式需極大的改變。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陳舊，極需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歷史特點的，世界上從來沒有的國家機器，這些沒有強大火力的摧毀，沒有強大炮轟的震撼[105]，沒有高[106]溫度的熔煉，實現得了嗎？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了』，看來您理解得不是很深刻，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驚醒，眼睛猶很朦朧，看不到官吏機器正在徹底完蛋，代表『中國』的東方公社的光芒已經射露東方的地平線了」。

公開信的這段話已經不僅是批評林彪，而是在闡發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顯然是受到李文博大字報〈公社早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了〉的影響，甚至是在宣傳這個觀點了。

公開信申明羣眾監督領導人的權利，指出這是巴黎公社的原則之一，也是大民主所承諾的內容之一。林彪在11月3日羣眾大會上講話曾經說道：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羣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107]公開信以此為根據，說：我們為什麼要公開這封信呢？「就是要促進人民大眾進一步取得您所提出來的『批評，監督黨和國家各級領導人』的大自由。有錯誤就得批評，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就要指出，難道您是不可提批評意見嗎？（有些首長講話，似乎對您提批評意見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同意這樣做的。」這就用林彪自己的話將了林彪一軍。

公開信於1966年11月15日早晨7點以大字報形式張貼於清華大學，立即引起注意，被一些學生指責為「毒草」、「反革命」言論，遭撕毀。

十分清楚，當時引起人們重視的是政治層面的問題——伊林・滌西竟敢「反林彪」，至於他們呼籲的「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和羣眾監督領導人的權利等理論性問題，則被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淹沒，並沒有給人們留下多少印象。從現有的資料看，批評林彪是這兩位中學生的主旨，而制度變革的意見是他們接受李文博等人的見解。

在寫致林彪的公開信之前，劉握中和張立才曾經到北師大串連，找李文博交流思想。劉握中和張立才提出，林彪講話中關於學習毛澤東思想的一些提法是錯誤的，應當進行批評。李文博對他們說：第一，林彪的講話膚淺，簡單化，沒有理論深度，贊同劉握中和張立才的觀點；第二，對林彪的批評是人民羣眾的大民主的實踐；第三，李文博關注的中心是理論問題，他主張珍惜眼下有利理論探討的難得環境，先把理論搞清楚，不主張馬上就莽撞地在林彪這樣敏感的問題上「捅馬蜂窩」。[108]但是，劉握中和張立才還是貼出了給林彪的公開信。伊林・滌西的大字報產生了爆炸式的政治效應，正如李文博所說，「捅了馬蜂窩」，壓倒了對制度變革的探討。

喬兼武和李文博支持伊林·滌西，但是他們更多地是申明羣眾監督領導的民主權利，而不是對林彪本人的評價。

伊林・滌西的公開信貼出不久，12月7日北京大學的喬兼武貼出題為〈觸及林彪同志的靈魂〉的大字報，對伊林・滌西表示堅決的支持。喬兼武在大字報中說：「北農大附中革命小闖將伊林・滌西的致林彪同志的公開信貼得好，一好是衝破了一個大框框，二是更廣泛地實行了大民主，三好是公開信的基本內容、基本精神正確。」

喬兼武認為，不許批評毛澤東和林彪的原則，「是一個不相信羣眾的框框，在思想上會起束縛羣眾的作用，不利於發揚大民主」。為了反對修正主義，應當打破不能給黨的領袖寫大字報的「框框」。喬兼武說：「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級領導人，包括黨的最高統帥主席和國家最高元首國家主席，他們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領導者，羣眾的先生，同時，又是一個普通的戰鬥員，羣眾的一分子，羣眾的忠誠小學生。這是一條馬列主義的原則。」他說：認為領袖神聖不可侵犯，不可批評，不可反對的觀點，「到了我們社會主義的今天，就成了一種舊的習慣勢力，和奴隸主義，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橫掃之列。」[109]

北京師範大學的李文博在抄寫成大字報貼出來的伊林・滌西給林彪的信上寫上了批語，大意是對伊林・滌西表示支持：給林彪提批評是可以的，正確的，是對林彪的愛護，不是反革命；他們是兩個中學生；他們善意的批評是大民主的實踐。[110]

1966年11月至12月間，學校和社會上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抨擊，形成了一股政治潮流，被文革領導核心和造反派稱作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十二月黑風」。伊林・滌西批評林彪的公開信被當作這股「黑風」的重要事件。劉握中、張立才，以及公開支持他們的喬兼武和李文博都被拘捕，與抨擊中央文革小組的「聯動」或「保守派」的高級幹部子女關押在一起。提審的重點問題是他們與高級幹部或者高級幹部子女的關係。實際上，劉握中等人的激進思潮是從造反派，而不是老紅衛兵或者保守派思潮發展而來。他們批評林彪、要求革新現存制度的觀點，與高幹子女以維護既得利益為出發點的思潮很不相同。劉握中出身國民黨舊軍人家庭、李文博出身國民黨官員家庭，均屬於老紅衛兵所稱「狗崽子」之列。

所謂「十二月黑風」，是文革領導集團對所有批評中央文革小組或運動主流的思潮的籠統稱呼。實際上這裏包括兩個思潮：一個是老紅衛兵和保守派思潮，重點是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打擊領導幹部、幹部子女和維護工作組的學生，他們沒有制度變革的思想，一般地說，也不反對林彪。這是「十二月黑風」的強勁主流。另一個思潮是維護羣眾批評和監督領導人（包括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利，反對任何把羣眾打成反革命的做法。屬於這個思潮的，除了喬兼武、李文博外，現在所知還有中國科技大學「雄師」、「紅炮班」的學生。這些學生的立場是極端激進的造反派，或者是極左的「新思潮」。他們的思想原本與老紅衛兵和保守派是對立的，是「十二月黑風」中較弱的支流。

至於對林彪的批評，是在「懷疑一切」的思潮鼓舞下，一些造反派的大膽懷疑。[111]林彪的很多話確實過於極端，對毛澤東的吹捧太過離譜，令不少人感到難於接受。公開信的批評基調是講道理並合乎邏輯的，不同於胡亂扣政治帽子，是對於甚囂塵上的個人崇拜的抵制。同時，大膽懷疑和批評是合情合理的，也應當是羣眾的正當權利。

（4）「新的階級關係，新的革命對象」——「特權階層」

1966年10月，在中國科技大學[112]出現了對社會關係和制度進行批判性分析的大字報，反映了新思潮的深化。

大約在1966年10月下旬，中國科技大學的幾位學生以「紅炮班」的名義貼出大字報〈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萬歲〉，闡述他們心目中的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理論，大意是說：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階級是按照人們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劃分的，解放後的十七年中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動，以前地主、資本家是剝削階級，所以是革命的對象，現在壓迫和剝削人民的是特權階層，也就是幹部階層，所以走資派成了革命的對象。文章特別強調了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反對國民黨的革命不同，新社會裏有新的階級關係和新的革命對象。[113]

當年的大字報

中國科技大學「紅炮班」戰鬥組的大字報已經無從查找，但是大字報的主要起草者華新民回憶了大字報的內容和思想產生的過程。華新民回憶說：

大約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的時候，經過幾個月的「急風暴雨」式的羣眾運動，學校裏的同學們親眼目睹了過去視為神聖的各級黨組織、工作組一個個相繼垮台的場面。由於《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的發表，一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已經拔地而起，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這樣的大人物。面對這樣的局面，筆者和許多同學一樣，有一種焦慮困憾〔惑〕的心情，希望能夠理解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原因，跟上「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這時，我們讀到了一篇由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寫的大字報，標題是「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114]

這篇大字報當時廣為流傳，對我們的影響很深，起到了打開思想閘門的作用。我們的「戰鬥小組」當時就討論，既然蘇聯那樣的法西斯黨已經在中國出現，那麼蘇聯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它的特權階層是不是也已經在中國出現了呢？這本來是人們不敢探討的問題，但那是一個「思想解放」或者說「懷疑一切」的時期，人們的思想開始衝破牢籠，除了揭發工作組和黨的領導在「五十多天的時間內」實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外，也開始揭露高級幹部在生活上的種種特權，⋯⋯這些特權在文革前一般老百姓隱約有所聞，這個時候，許多幹部都成了「走資派」，羣眾沒有了顧慮，又享受着寫大字報的自由，高幹享受特權的事例就大量披露出來。今天中國黨政官員的貪污腐敗同這些特權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對於我們這一代「紅旗下成長起來」的青少年來說，過去都是受的「正面教育」，第一次接觸到黨和國家的「陰暗面」，很自然就感到觸目驚心。再說，當時報刊上說蘇聯已經墮落為修正主義，所舉的不就是這一類證據嗎？什麼高薪階級啦、克里米亞的療養院啦。記得文革前的《人民日報》為了證明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抗戰時期一直呆在延安的野阪參三已經墮落為修正主義分子，就刊載他每天的食譜：黃瓜多少片、雞蛋幾個等等。這種宣傳使得人們把生活上的享受和特殊化等同於「變修」。

對照文革前我們對修正主義的這一類批判和當時大字報的揭發材料，我們的結論就是，中國的上層幹部已經「變修」了，已經成了一個特權階層，這些人曾經是革命者，但是革命勝利後就從人民的公僕「和平演變」成了人民的壓迫者，難怪會對人民羣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因此，文化大革命就是通過對幹部的批判，使中國避免走上跟蘇聯同樣的道路，具體的辦法就是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使羣眾可以批評和隨時罷免不稱職的幹部，使無產階級專政得到大大的改善。⋯⋯在得到這樣的結論以後，我們都很興奮，自以為理解了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真諦，於是決定寫一份大字報同大家分享我們的「理論發現」。

華新民回憶說，他們當時聽說過北師大李文博的大字報，印象很深。

「大字報在校園裏貼出後，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大部分的反應是『熱烈歡呼』，許多本來不相識的同學都來找我們討論，有的認為解答了他們心中的許多疑問，也有的人替我們捏一把冷汗，認為我們的大字報裏『階級關係新變動』的主張太離經叛道。」大字報還流傳到其他學校。當時處於一個言論管制比較鬆散的短暫時期，「紅炮班」的大字報沒有攻擊任何領導人，最初沒有被追究。

過了一段時間，1966年和1967年之交，中國科技大學「雄師」的學生因批評中央文革小組被抓，「紅炮班」為此鳴不平而被本校掌權的造反派宣佈為反動組織，連帶那張鼓吹「新思潮」的大字報也同伊林・滌西給林彪的一封公開信聯繫起來，被宣佈為「大毒草」。而原來傾向比較保守的一派組織，幹部子女較多，也因為那張批判特權階層的大字報而把「紅炮班」的人視為「階級異己分子」。「新思潮」的鼓吹者被兩派都打入「另冊」，在受到抄家和一段時間的批判之後，成了「十六條」所規定的等待「運動後期處理」的右派學生。[115]

「紅炮班」的學生沒有遭受牢獄之災，但是主要責任人華新民和倪詩茂，被軍、工宣隊定為「待分配」學生，比其他同學在學校裏多留了半年時間接受審查。1968年底，華新民被「發配」到邊遠的雲南西雙版納農場。

1966年8月以後出現的「新思潮」偏離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方向，受到壓制，但是這個「極左」的新思潮並沒有沉寂，而是不斷從繼續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觀點和造反派羣眾運動中吸取養分，繼續頑強生長。

2 「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論

1967年6月11日，北京中學生的報刊《四三戰報》發表文章〈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文章嘗試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的概念解釋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政治矛盾和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雖然沒有被北京中學生造反派「四三派」普遍接受，卻在有理論興趣的學生中引起思想的波瀾。

〈論新思潮〉一文中的「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的概念直接源於毛澤東的講話。毛澤東曾經在中央的會議上引用先秦古籍《戰國策》中〈觸讋說趙太后〉[116]的典故，要求領導幹部注意教育子女，也多次對江青和子女講述這個故事。毛澤東說：〈觸讋說趙太后〉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117]

毛澤東談〈觸讋說趙太后〉是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尖銳起來的領導幹部子女問題。尖銳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幹部子女普遍享有優越地位，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老紅衛兵在文革初期鼓吹「血統論」、謀求特權、在所謂「紅八月」濫施暴力等行為，招致社會的強烈反感；另一方面是幹部子女普遍不滿文化大革命對領導幹部的衝擊，對抗中央文革小組，令文革決策者惱怒。毛澤東具有理論色彩的「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的概念給了激進造反派學生想像和發揮的餘地。〈論新思潮〉就是在這樣背景下產生的，作者稱之為「習作」。

〈論新思潮〉把歷史的演進描述為財產和權力的不斷再分配過程，其核心論點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存在財產和權力分配不理想的狀態、故需要繼續進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才能保障社會主義的本質，並據此論證黨內鬥爭和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章說：「社會主義社會脫胎於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制度，法權殘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這些再分配並不理想，仍然使財產和權力暫時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當權派手裏。」因此，作者認為：第一，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制度性的缺陷，財產和權力沒有直接掌握在人民手裏，而是集中在少數人——當權派的手中，沒有實現真正的公有。第二，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由領導幹部集中掌握社會財產和政治權力的現狀應當只是「暫時代替管理」，是不得已而為之，僅具有暫時的合理性。第三，有鑒於此，不僅要由人民羣眾進行監督，並且要經過不斷的革命化措施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激烈變革行動，進行和平的「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即由領導幹部逐步交出「暫時代替管理」的財產和權力，最終達到「真正的公有」。

於是，即使是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利益的當權派也必須承擔將手中暫時代替人民掌握的財產和權力逐步交還給人民的義務，更要特別注意防止少數當權派令人民的財產和權力不受人民支配，化公有為私有，為他們自己以及家庭、子女的利益服務，蛻化為特權人物。

這樣，〈論新思潮〉把社會矛盾的根源，主要歸於現行制度的內部——財產和權力分配的不可避免的暫時性制度缺陷。據此，為人民掌權的領導人必須主動逐步還財產和權力於人民，人民對當權派的有效監督必須得到切實保障。那麼，社會主義條件下革命的本質，就是不斷提出再分配要求的人民，與企圖保持既得利益、並拒絕交出暫時代管的財產和權力的當權派即特權人物之間的鬥爭。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解決特權人物同人民羣眾的矛盾。因此，那些宣稱「幹部子弟要掌權」的老紅衛兵是再分配的被動、甚至是反動的勢力。

文章把當權者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真正代表無產階級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當權派」。其根據是：第一，「分配在他手裏的財產和權力是公有的，他只起一個暫時代替掌管的作用。」第二，「他們將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通過一次次『較和平』的再分配——這必須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來保證——逐步縮小各種差別，最後達到財產和權力的真正公有」。文章認為，這些無產階級當權派「在社會主義時期中將採取一個又一個的變革行動來促使財與權的公有化，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革』的實質」。

文章稱另一類當權派是「蛻化變質的當權派和本來就是投機革命分子」，文章說：「他們手中暫代掌管的財產權力逐漸不受人民支配而變為私有，為他們及他們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復辟集團服務。這樣逐漸形成的特權人物，像各個歷史時期一樣地與廣大勞動人民構成了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很顯然，特權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變革，這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的實質。」「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解決一小撮特權人物同人民羣眾的矛盾，而特權思想在一些高幹及其子女中頗有市場，它的作用比地主資本家的反動思想所起的作用還要壞，因為現在社會上的最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同特權人物的矛盾。」造反派批判特權，是「對再分配有最激進要求的那一部分人」，他們在這場運動中的革命性在於：努力「促成財產、權力的再分配，促成社會的革命變動，打碎特權階層」。

這種從財產和權力關係的角度，說明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共產黨內鬥爭的嘗試，是幾位中學生作者的獨立思考，而不是官方主流觀點的思路，在1967年夏季的羣眾當中並不多見。這個自稱「四三派」的「新思潮」與1966年秋的「新思潮」具有相似的傾向，即從制度和社會關係的角度解釋政治鬥爭，但是增加了經濟的思考——除了權力，還有「財產的再分配」。這個「新思潮」與熱心於鑒別革命的領導幹部與走資派，緊跟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一般造反派思想不很相同，更與那些把現行制度等同於人民當家作主，把革命家的掌權地位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並且以此為根據要求享有特殊地位、「幹部子弟要掌權」的老紅衛兵思潮尖銳對立。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

〈論新思潮〉發表的時候，老紅衛兵自是非常反感，但已經潰不成軍，自身難保。北京中學生造反派的溫和派——「四四派」對〈論新思潮〉進行了批判。批判的思路一般是簡單地運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思維模式，認為主張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再分配」就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再奪權。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機關報《兵團戰報》發表編輯部文章說：「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的財產和權力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要求社會主義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是什麼意思？這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地要求資本主義復辟嗎？」「『新思潮』是從右派垃圾箱裏抬出來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頑固思潮。」[118]四三派雖然沒有認可〈論新思潮〉為其「宣言」，但是一般也不進行批判。

〈論新思潮〉偏離了對社會主義社會和文化大革命的官方解釋，因而受到官方報刊的批判。1967年7月24日，具有通天背景的上海《文匯報》發表署名「甘鬥」的文章〈評一種所謂「新思潮」〉。文章否認社會矛盾具有制度性的根源，擺出政治討伐的架勢，曲解〈論新思潮〉的觀點，扣上了一連串政治帽子：「這種奇談怪論，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它煽動對於我們國家抱有敵對情緒的人，要求『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即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資本主義復辟。這是什麼『思潮』呢？只能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思潮。」文章竭力把嘗試用馬克思主義概念進行獨立思考的青年拉回官方的理論框架：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有權的。對他們來說，是如何掌好權，用好權的問題而不是什麼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問題。文章說：「在整個社會主義革命歷史時期內，無產階級將經過許多次文化大革命，不斷清洗混進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以及黨內的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奪回被篡奪的那一部分政權的革命，同什麼財產和權利的『再分配』，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甘鬥的文章指責說：「用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偷換社會主義社會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這不過是一種陳詞濫調，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醜化。」實際上，〈論新思潮〉的行文，明確地區分了代表人民利益的當權派和退化變質的當權派，並沒有對當權派一概而論，不同的只是沒有完全套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概念。甘鬥嗅到一種把領導和人民的矛盾當作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思想傾向，但是〈論新思潮〉在這一點上還是十分謹慎的，不僅是策略性的小心，也是思想性的謹慎，甘鬥把〈論新思潮〉的理論「擦邊球」硬說成是「出界」，而真正公然的離經叛道之論還在〈論新思潮〉之後。

〈論新思潮〉發表於僅出版了一期的《四三戰報》，主要作者是北京四中的張祥平和北京良鄉電校的張祥龍兩兄弟，另外還有其他幾位中學生參加了討論。張氏兄弟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是各自學校四三派組織的思想型成員。《四三戰報》的編輯和〈論新思潮〉的發表主要由張祥龍操辦，他承擔了文章的主要責任，受到審查，但是，終因只是兩位中學生的習作，沒有其他背景，沒有招致過於嚴重的迫害。[119]

3 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政治主張

1967年6月14日，北京一些學生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120]這個組織的基本宗旨是反對周恩來和國務院的一些主要領導人，「打倒周恩來，砸爛舊政府」，其主要發起人和領導人是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旗和北京商業學院的程鎮華等學生，其成員不過幾十人。[121]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主張和活動集中在政治層面——攻擊周恩來，而在社會政治的分析和理論的闡述方面未見獨特之處。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周恩來始終是中央領導核心——「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成員之一，但是其政治態度與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有顯著差別，表現得穩健、注重政策，他多次批評紅衛兵和造反派違反黨的政策的行動，反對造反派打倒一切領導幹部、衝擊一切領導機關的行為，盡其所能保護了一批領導幹部和黨外知名人士；他在處理湖南等省運動問題時，打擊了激進的造反派。周恩來的政治態度引起積極推動羣眾運動的江青一班人，以及極端激進的造反派的不滿。1967年5月，《人民日報》等報刊公開發表一年前通過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並發表重要紀念文章，一些造反派認為這是中央發出批判周恩來的信號，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等學生開始了抨擊周恩來的活動，不久，北京鋼鐵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商業學院等院校反周恩來的學生串連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7月1日通過的《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決議》說：「周恩來是劉鄧司令部的一員幹將，是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一。⋯⋯他是十二月黑風的煽動主角，是全國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總後台，是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黨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暗流的總後台之一，是最近全國發生一連串大規模屠殺的客觀支持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企圖把水攪混，篡黨、篡軍、篡政伸手來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的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我們『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誓與以周恩來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幹將譚震林，李先念，陳毅，余秋里，谷牧等決一死戰！」[122]無庸贅言，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在這裏以污蔑性的語言所攻擊的，正是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為阻止和限制動亂所進行的努力。

在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成立前後，這些學生張貼大字報、刷大標語、散發傳單攻擊周恩來，反映了羣眾中極左政治派別的發展。筆者所見的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幾篇文告均是政治的責難，幾乎沒有理論的闡述，只有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發起組織之一（並非該組織本身），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紅衛兵團5月31日的一篇攻擊周恩來的傳單，把「反對徹底打碎舊國家機器」作為「國家政府機關中某幾個主要領導人」的一條罪狀。傳單說：「我們國家機關中許多體制是從蘇聯那裏搬來的。十幾年來，劉鄧建立了一整套適應他們違抗毛主席指示，推行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國家機構和體制。這樣看來無論在經濟基礎還是在上層建築方面，都存在着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這樣的國家機器必須無情的打碎！」[123]

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關注的中心問題是黨內鬥爭，而不是制度或體制的變革。他們也受到思想上的極左派關於「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觀點的影響，但是其基本思維模式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流行的黨內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問題是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要打倒的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標，違背了運動的部署，因而落到自己被打倒。

「首都五・一六兵團」對周恩來的攻擊，是極左思潮的新發展，這一觀點在此後的極左思潮中不同程度地一再出現。

針對反周恩來的活動，陳伯達、江青等人於1967年5月底6月初，代表中央發出警告：周總理是毛澤東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把矛頭對準毛澤東司令部裏的人是極端錯誤的，必須懸崖勒馬，否則是很危險的。[124]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成立以後僅兩三個月，8月10至11日，中央文革小組正式宣佈它是「反革命組織」，並逮捕或審查其領導和成員。9月初，毛澤東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中加了這樣的話：「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125]隨之以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為靶子展開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

這個時期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和「極『左』思潮」的批判，是為貫徹毛澤東的部署，即逐步約束造反派羣眾，鞏固文革的成果，重新建立秩序，達到「天下大治」。然而要把造反派羣眾收回本單位，遵從新的領導，並非易事。於是清查「五・一六」運動不斷加碼，成了威懾羣眾、重建秩序的剎手鐧。本來只有幾十人的小團體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被說得愈來愈神秘。1968年，中央決定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隨後在全國開展了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運動。先是清查組織聯繫，後來擴大到凡是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解放軍、指向革命委員會的人，都當作「五一六分子」，予以打擊。陳伯達倒台後，清查「五一六」繼續進行。[126]有人估計，全國各地有幾十萬羣眾和幹部，包括許多曾經緊跟「無產階級司令部」衝衝殺殺的「小將」、羣眾組織的頭頭和一般的羣眾，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或為此受害。[127]

這個不斷擴大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是重建新秩序過程中，新當權者製造的大規模冤案，與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已經沒有多大關係。同時期的批判「極『左』思潮」運動也是當權者結束羣眾運動，重建思想控制的部署。它雖然也對此前造反派的極端行為有所清算，但是不可能真正「批判極左思潮」，實際上變成那些被羣眾稱為「新貴」的新當權者穩定局面，壓制反對意見和反對派別的口實。因此，愈來愈多造反派紅衛兵與當初老紅衛兵一樣有了「兔死狗烹」的感慨，這是促使他們或者「看破紅塵」，心灰意懶，努力遠離政治，或者重新思考文革，尋找新的思想出路的重要原因。

4 「建立沒有官僚的中華人民公社」

1967年夏季，全國性的動亂不斷掙脫中央的控制，在各地蔓延。7月至9月，毛澤東視察華北、華中、華東地區，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央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採取新的「戰略部署」，約束和收縮羣眾運動，建立新秩序，進入從「大亂」到「大治」的程序。同一時期，中央和羣眾中出現了探討和闡述文化大革命理論的動向。《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在11月6日慶祝俄國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之際發表編輯部文章，正式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此前後，羣眾中的理論探索也在發展，出現了一些探討性的文章，1967年10月至1968年1月，湖南「省無聯」派的〈中國向何處去？〉[128]等幾篇文章相繼問世，系統闡述「極左思潮」，在被批判的過程中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向何處去？〉分析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話可以視為「極左思潮」的綱領性表述：「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綱領和終極目的。」

（1）湖南「省無聯」和楊曦光

楊曦光，因發表了《中國向何處去？》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0年

「省無聯」是「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的簡稱，成立於1967年10月11日[129]，是湖南的一個在省革命委員會裏沒有席位、人數不多的極左派聯合組織。楊曦光（原名楊小凱[130]）是湖南長沙一中高中學生、湖南省「省無聯」派的理論闡發者之一。「省無聯」及其核心成員的主要文章包括：〈我們的綱領〉[131]、〈「省無聯」關於目前湖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問題的決定〉（1967年12月21日通過）[132]、〈關於湖南地區目前形勢的分析〉[133]、〈中國向何處去？〉、〈關於組織和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134]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總是匆匆忙忙沉不住氣〉[135]等，其中以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闡述最系統、影響最大。

楊曦光的經歷糾纏着相互矛盾的因素。[136]他出生於1948年，父母是湖南省的高級領導幹部，但是他的家庭經歷了種種政治風雨。楊曦光的哥哥和舅舅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他的父親在1959年因為批評大躍進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到農村勞動，1962年獲平反。他的父母，特別是他的母親對共產黨內「左」的政策一直持批評態度。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楊曦光的父母就被湖南省委拋出來，進行批判和鬥爭。

楊曦光從小的生活和教育環境應當說是優越的，文革開始時在重點學校長沙一中讀高中。運動開始以後，他捲入本校反對工作組的活動，受到工作組的打擊，又因為父母的政治問題而遭「紅五類」紅衛兵的歧視。政治的現實把他從高級幹部子女的社會圈子推向以批判領導幹部、批判「血統論」為特徵的造反派。他參加了反對「血統論」、為被打成反革命的羣眾平反的活動。1967年2月，在「二月鎮反」中被駐軍關押了一個多月。

獲釋後，楊曦光到北京等地串連，接觸了親戚中的老紅衛兵、「聯動」派的幹部子女，但是更吸引他的是造反派學生的「新思潮」。他在北京串連時讀到幾篇「批判現存國家機器，分析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新思潮」文章：〈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重建馬列主義小組〉、〈廢除官僚機構〉，[137]以及激進四三派學生的〈論新思潮〉。他感到這個「新思潮」的觀點，與他在湖南運動中所目睹的普通市民對領導人強烈不滿的現象相吻合，引發他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原因。他不滿足報刊社論的解釋，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原著，進行社會調查，從中尋找市民與領導幹部發生尖銳衝突的原因。

最後，他得出了結論：中國的政權與馬克思設想的巴黎公社民主並無共同之處，中國已經形成了壓迫和剝削人民的新的特權階級或者階層。因此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權階層，重建巴黎公社那樣的以民選為基礎的政權。這個思想在1967年10月以後形成，1968年1月他發表〈中國向何處去？〉，加以詳細闡述。〈中國向何處去？〉本來只是一份徵求意見稿，油印了八十份，散發了不到二十份，卻由不同的羣眾組織作為批判材料印刷、散發，造成全國性的影響。在中央領導人1968年1月嚴厲批判之後，「省無聯」被取締，其核心成員楊曦光、張玉綱、周國輝被捕入獄。[138]然而文章不僅在國內引起注意，還經過香港流傳到海外，其中批判官僚特權的觀點為美國的「新左派」所欣賞，出現了多種英文譯本，也引起西方漢學研究者的關注。

（2）〈中國向何處去？〉

1967年10月，楊曦光寫了〈關於組織和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11月16日寫了〈長沙知識青年考察報告〉[139]，提出了對中國社會矛盾、政權性質、以及文化大革命意義的顛覆性的觀點。這些觀點構成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基礎。從這幾篇文章，可以看到楊曦光思想探索和發展的軌跡。

〈關於組織和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提出了當時困擾青年的問題，也是思想探索的起點：「我們今天參加了震撼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天天講造反，天天講要把革命進行到底，但卻是一個空泛的目標，對於目前中國的社會的完整的階級分析，對於引起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這場革命肯定不能稱為『文化革命』，暫用此名代稱）的原因、性質、目的（即這場革命的『底』等等）這些問題有研究的很少。」「激進的造反派經過一年多殘酷鬥爭的實踐頭腦裏堆砌[140]着許多問題，找不着答案。很多人雖然不自覺，但對理論研究的一種強烈要求出生了，滋長了」。「中國各地出現了那麼多激進分子，不但出現了那麼多不信邪的激進分子，而且還出現了許多好文章，⋯⋯這些激進分子雖屬極少，但思想愈來愈完整。⋯⋯激進分子逐漸趨向於形成獨立的政治思潮和派別了」。最後，楊曦光提出了這個「新思潮」的綱領：「推翻中國新生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和官僚機構的統治——這就是我們現階段的綱領」。

〈長沙知識青年考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對「特權階層，官僚機構」問題的論述有了深化，提出了「社會革命」的要求：「中國社會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中國現存的政權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機構，掌握官僚機構的特權階層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座山。他們通過城市剝削農村來塞滿自己的腰包，他們的高薪就是工農和知青的血汗。」而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根源就是「廣大勞動人民與特權階層的矛盾愈來愈尖銳，終於在毛澤東的引導下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這場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十幾年來形成的新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在中國的統治。對這場革命反抗最力的是新資產階級及其子女。」「以前學校裏所貫徹的階級路線是培養新生資產階級，使幹部子女青雲直上，這就是它的本質和總宗旨。所以以前學校並沒有真正向工農子女開門，而是向高幹子女開門」。報告說：「文化革命需要一個徹底的社會革命，需要推垮特權階層，官僚機構的統治，一切改朝換代，改良主義，結構改良都是資本主義道路。」

在經濟制度方面，報告說：「我們的社會制度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社會主義的，有些工廠是為新的資產階級——走資派服務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有些農村，農民個人收入大於集體收入」，「為什麼插隊知識青年養不活自己？從目前的材料看，這個問題牽涉到目前農村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階級狀況，農民個人收入大於集體收入，以及出現同工不同酬的剝削現象就是問題的癥結。」

「省無聯」的〈我們的綱領〉一文稱：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同樣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他們構成了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砸爛為資產階級特權服務的舊的國家機器。建國十八年來，幹部隊伍中的大多數走進或走過資本主義道路，其中極少數是自覺的，多數是不自覺的。從長遠的歷史的觀點看問題，他們中多數覺悟了，是會跟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但是，覺悟是一個痛苦，曲折的過程，這是世界觀的徹底改造，必然地會有反覆。極少數自覺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就是要推翻的特權階層。[141]

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以上述觀點為基礎，試圖給文化大革命一個更加系統和理論化的解釋。文章說：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向全世界宣告：全國的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廿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的宣言」，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羣眾中猛烈開展的開始，同時也是毛主席「英明天才地預見到我們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類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機構，亦即毛澤東在「一月革命」中提出的「中華人民公社」，其內容是毛澤東1966年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勾畫的社會藍圖。

晚年時期的楊曦光

文章繼續強調反對「官僚特權階層」的必要，提出文化大革命不應當是「罷官革命」、「揪人運動」，它的目標應當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文章說：「現在90%的高幹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文革中「羣眾揭發出來的事實和暴〔爆〕發的對他們的憤恨初步告訴人們，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經完全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的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紅色』資本家階級的階級利益[142]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羣眾受壓抑和剝削的基礎上。要實現『中華人民公社』就必須推翻這個階級」。文章斷言：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說的「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罷官革命、揪人運動，不是單純的文化革命，「這個被推翻的階級就是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些單位的奪權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

文章從民間「極左派」的角度對運動的進展進行了分析，認為文化大革命要實現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目的，就必須實現軍隊的變動，建立公社等根本性的社會政治變動。以此審視運動，文章對「一月革命」和「八月國內革命戰爭」，即1967年1月向領導機關和當權派的奪權和1967年夏季全國範圍包括武裝衝突在內的羣眾性政治動盪和衝突，給予高度的評價，而對1967年夏秋以後重新建立秩序的努力進行了抨擊。文章在三個問題上提出了與中央對立的主張，這就是：革命委員會、軍隊和周恩來問題。

文章以沒有官僚的「中華人民公社」的標準衡量當時各地逐步建立起來的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認為革命委員會的構成：羣眾組織代表、革命領導幹部、駐軍負責人的「三結合」方式，是改良主義的，「等於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們又重新扶起來，而三結合不可避免的會成為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楊曦光清醒地看到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與毛澤東在運動初期倡導的巴黎公社式權力機構的重要區別：建立在羣眾直接選舉之上的權力機構變為以軍隊和地方領導人為核心的權力機構，羣眾代表的地位從中心退到了陪襯。但是以「革命委員會」替代「人民公社」正是遵照毛澤東的指示進行的。如何理解毛澤東前後矛盾的主張？文章代替毛澤東作了一廂情願的、牽強的解釋：由於革命還處在低級階段，人民的政治思想的覺悟程度還不高，一月風暴時還沒有觸動革命的要害——軍隊問題。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後結果應當是「公社」而不是革委會，而革命委員會只是向公社的過渡形式。

文章從全面社會革命的角度，熱烈讚揚造反派搶奪武器，認為造反派與軍隊的衝突，是建立革命人民自己組織的武裝力量的努力，是可喜的現象。文章稱：「軍隊走資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資派的利益的一致決定了它不可能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必須自下而上搞軍內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這一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改變官僚控制軍隊所造成的軍民對立狀況。」文章贊同這樣的觀點：現在的軍隊和解放前的人民軍隊有了變化，解放前的軍隊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軍民關係像魚水一般；「解放後由於革命對象從帝官封變成走資派，而這種走資派在軍隊內是當權者，因此一些部隊在革命中不但改變了解放前軍民血肉一般的關係，甚至變成鎮壓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須使軍隊來一個根本的變動」。這是「新思潮」「反軍」立場的理論化表述。

文章把周恩來視為阻礙所謂社會革命、政治機構革命性變革的「中國『紅色』資本家階級目前的總代表」。楊曦光的反對周恩來，以對中國社會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性分析為依據，與「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從黨內鬥爭的角度，專門攻擊周恩來有所差別。

湖南「省無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等文章系統地、理論化地闡發「極左」「新思潮」，集「極左」思潮之大成。

楊曦光要求「推翻中國新生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和官僚機構的統治」，「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的綱領，是對以往「新思潮」提出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

楊曦光繼續「新思潮」的傳統，把巴黎公社式的政權作為衡量和改造現實政治制度的標準。然而，時至1967年底，用巴黎公社喚起羣眾的文革領導者，已經把巴黎公社的原則棄之一邊了。毛澤東在1967年2月造反派要把新的政權命名為「人民公社」的時候，就否定了「公社」的名字和直接選舉模式，並要求代之以領導幹部、軍隊負責人和羣眾代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從此，堅持巴黎公社原則的就只剩下民間的「極左思潮」，從而具有了反對派思潮的意味。

楊曦光把文化大革命解釋成反對「官僚特權階層」的「社會革命」，擯棄以黨內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為中心的文革理論和實踐，蔑視地稱其為「罷官革命」、「揪人運動」，這是對以往「新思潮」的「特權人物」、「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概念的發展。他認為十七年來中國的社會發生了變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紅色資本家」——特權階層，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是「廣大勞動人民與特權階層的矛盾」尖銳化，而不是通常所說羣眾與走資派矛盾，或者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果。楊曦光對中國社會的這種認識從根本上挑戰十七年來社會關係和制度的合理性，是中共黨內各派都不能接受、不能允許的。毛澤東調動幹部與羣眾之間的社會矛盾，為實現黨內鬥爭目標所用，而楊曦光事實上是要求黨內鬥爭演變為社會革命，這是黨內擁護文革的人也不能允許的。

1968年1月24日，中央領導人在接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湖南班全體代表時批判「省無聯」思潮。康生在長篇講話中說：「省無聯」的綱領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省無聯」「把我們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為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服務的舊的國家機器，要砸爛」。「省無聯」「把毛主席領導的國家，毛主席領導的黨都說成是特權階層，看成和赫魯曉夫的黨一樣」。「省無聯」所謂要推翻特權階層，「實際上就是要推翻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要國民黨、資產階級復辟」。康生斷言：「從楊曦光的文章裏面看出，他們大概也搜集了一部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東西。」陳伯達、江青、姚文元都表示要予以批判。

周恩來也嚴厲地批判了「省無聯」的思潮，他指出：「『省無聯』的綱領是反動的。」「他們的一切言論和行動都是反毛主席的，反馬列主義的。他們的話幾乎跟台灣蔣介石、蘇聯修正主義、美帝國主義差不多」。「他們又說要砸爛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舊的國家機器。這個問題就牽涉到怎麼樣評價建國十七年來的問題。他們把我們在座的（指中央首長）都說成是新的資產階級貴族。那麼把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置於何地？我們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領導下的紅色政權，只是受到劉、鄧的干擾，那不是主流」。[143]

半年以後，毛澤東在接見紅衛兵時，將湖南「省無聯」劃歸「大雜燴」之列。[144]

極左派還遭到當時幾乎所有自稱左派的政治勢力的批判。從日趨沒落的老紅衛兵、得到地方軍區支持的保守派，到穩健的或激進的造反派，都紛紛出面譴責，雖然各自的立場並非一致。1968年2月或者3月，「省無聯」的核心人物被逮捕，楊曦光被判處十年徒刑。

1968年1月24日中央領導人講話以後，湖南省大張旗鼓地進行了對「省無聯」的批判，26日，長沙舉行十萬軍民大會，貫徹中央指示，批判「省無聯」。《湖南日報》自1月26日至3月27日先後發表十四篇批判「省無聯」的社論，以及大批判文章。批判「省無聯」成為掃除建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障礙的一項重要舉措。

5 武漢「北決揚」

1967年下半年，不僅在湖南，在其他地方也出現了極左新思潮的思想和政治活動，其中武漢「北決揚」造成的政治影響最為突出。[145]

（1）「北決揚」始末

武漢「北決揚」是一個以思想活動為主的小派別，其名稱來自他們先後成立的團體和主辦的刊物：北斗星學社、「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派聯絡站」和刊物《揚子江評論》。「北決揚」的人數不多，但是思想能量很大，其思想上的領袖人物是華中工學院的學生魯禮安和馮天艾。「北決揚」的活動從1967年11月開始，斷斷續續到1969年9月被中央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反動刊物」而遭取締。

1967年秋季，造反派運動顯露頹勢。中央加強對造反派的約束，造反派的頭頭們忙於鞏固政治勢力，與對立派爭奪在革命委員會中的席位，一般羣眾則失去了方向，漸漸淡出運動。形勢給那些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抱着理想主義追求的青年帶來思想的困惑：為之奮鬥了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何在？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任務和前途到底是什麼？中央報刊社論沒有能夠提出令這些思考型青年滿意的答案。「中國向何處去？」——湖南「省無聯」楊曦光提出來的，是一批理想主義青年的共同疑問。

為了進行思想的探索，魯禮安、馮天艾和一些青年於1967年11月7日成立了「北斗星學社」。學會成立時的八名成員中，七名是大學生，一名是中學生。這個團體稱作「學會」，而沒有使用當時造反派常用的「兵團」、「公社」之類的名稱，反映了發起者進行思想探討的願望。學會成立不久，馮天艾前往上海考察，學會處於停頓狀態。儘管如此，仍然引起地方領導當局和軍區的注意。在1967年12月4日的一次會議上，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曾思玉和武漢軍區司令員劉豐稱這是一個「奇怪的組織」，指責出席成立會上的發言有問題，出席的人當中有「右派分子」白樺[146]。武漢軍區的指責使北斗星學會成立不久即不得不停止活動。

這些學生沒有就此止步。1967年12月10日，魯禮安建立了「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簡稱「決派」聯絡站。這個二十多個字的名稱來自毛澤東的一段話。11月3日《人民日報》刊載毛澤東的指示，提到教育革命要依靠「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於是，什麼是文化大革命的「底」，即最終目標，成了青年探究的問題。「決派」聯絡站名義上有千人，實際上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明確組織，但是它聚集了一些熱心思考此類問題的青年，穩定成員約二十多人，基本是大中學生。

「決派」成立後，除了進行思想的探討，還支持了造反派湖北省浠水巴河區第一司令部（簡稱「巴河一司」）及其建立的「新農村」。魯禮安到浠水農村作了社會調查，寫了〈浠水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熱烈地讚揚「新農村」實行的強制性的集體經濟和社會組織方式，預期文化大革命將從學生、工人的運動發展到農村，出現農村運動的高潮。但是不久「巴河一司」被趕出武漢，魯禮安等人也發現這個組織的頭頭與想像相差甚遠。

「決派」成立不久，獲悉了湖南「省無聯」的〈中國向何處去？〉等文章，馬上被其觀點深深地吸引。從「決派」以後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省無聯」觀點甚至語言的痕跡。1968年2至3月批判極「左」的政治形勢，迫使「決派」聯絡站停止了活動。

此後，魯禮安和馮天艾等人閱讀了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路易・波拿的霧月十八日》、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書中論述巴黎公社和「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觀點給他們以鼓舞。原「決派」青年再次聚集在1967年創刊以後時斷時續出版的刊物《揚子江評論》周圍。

1968年4月「炮轟」張春橋的上海紅衛兵組織遭到鎮壓。這些青年對此感到憤怒。5月16日復刊後的第一期《揚子江評論》發表了魯禮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稱張春橋及其控制下的《文匯報》實行「調和路線」，與譚震林等國務院領導人一道予以抨擊。[147]此外，他們還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周恩來及康生。馮天艾的〈怎樣認識無產階級政治革命〉深受湖南「省無聯」的影響，提出：「中國形成了新的官僚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面臨「重新改造、重新建設、重新組織黨的隊伍的嚴重任務」；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文革的奪權鬥爭要以武力作後盾；政治革命必然伴隨社會革命，通過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最後將實現北京人民公社等觀點。[148]「北決揚」的言論，諸如批革命委員會、批軍區、主張武裝羣眾、批周恩來、張春橋等領導人、期待文化大革命運動會再次出現大動盪、新高潮等等，違背了1968年毛澤東的文革部署。8月22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曾思玉在省革委會會議上宣佈：《揚子江評論》「是一本極端反動的刊物」，魯禮安和馮天艾「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馮、魯二人先後被捕，《揚子江評論》停刊。[149]

《揚子江評論》創刊號照片

1969年5月，「北決揚」派殘餘力量做了最後的努力。5月25日他們在武漢的鬧市區貼出三篇馮天艾寫的文章，被打散的《揚子江評論》的青年人又聚集在一起，以牆報的形式恢復出版。他們除了抨擊湖北省和武漢市革命委員會以外，還提出造反派應當使「工代會」成為與同級革命委員會平起平坐，能監督革命委員會的制度化變革主張。這完全違背毛澤東和中央停止羣眾組織活動，恢復地方和基層黨委領導核心作用的部署。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武漢北決揚的指示〉，宣佈取締「北決揚」。文件稱：北斗星學會和「決派」是「地下組織」，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目的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決定予以取締。「《揚子江評論》是一些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的反動刊物」。在此之前，9月19日和20日，有十二人被加上「北決揚」後台老闆或者骨幹人物的罪名，予以逮捕。至此，「北決揚」被徹底鎮壓。

（2）「北決揚」的主要觀點

「北決揚」派對社會矛盾、政治體制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觀點直接受湖南「省無聯」的影響，從其言論來看，與「省無聯」特別是〈中國向何處去？〉等文章的論述十分相近，與「省無聯」的理論性文章相比，對現實運動的論述更多些。

馮天艾所寫的文章〈怎樣認識無產階級政治革命〉提出：「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形成了新的官僚資產階級，⋯⋯要徹底讓工人階級獲得解放，就必須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推翻這個階級。」[150]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北決揚」繼承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的主張，認為「政治革命必然伴隨以社會革命，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通過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過渡，會有這一天到來的。這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要向世界和歷史宣佈的一個劃時代的社會產物——北京人民公社」。在當地，他們的奮鬥目標是：鞏固革命委員會，並使之過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嶄新國家機器——武漢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這種由革命羣眾自己創造出來的新事物，必將由革命羣眾自己來把它消滅掉。這個任務，毫無疑問地被放到了『決派』肩上。直至今天仍在襲用的資產階級國家體系，將在這場鬥爭中被決派所摧毀。現在的關鍵問題在於：從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過渡到正式的國家機器，將採取什麼樣的道路。」「決派」反對「和平過渡」，斷言「嶄新的國家機器誕生之日，是臨時權力機構被羣眾運動推翻之時。我們公開地宣佈，真正的權力機器只有通過對臨時權力機構的嚴重鬥爭才能墮到地上」。[151]

「北決揚」突出了重建革命政黨和暴力革命的觀點。〈怎樣認識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一文說：「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革命派要有戰鬥的，朝氣蓬勃的革命的黨。要革命麼，必須要有革命黨。⋯⋯中國的這一場空前的階級鬥爭中，同樣也暴露了許多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沒有一個單位不分裂。有的站過來了，有的變成社會民主黨，有的則更成為法西斯黨。在革命的關鍵時刻，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面臨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設，重新組織黨的隊伍的嚴重任務。從第五個回合中形成的無產階級左翼隊伍，將是整頓後的中國共產黨的基本隊伍。」所謂「第五個回合」，是指1968年春季反對所謂「右傾翻案」的鬥爭，在這個反覆中，造反派的勢力有迴光返照式的反彈。

至於暴力革命，文章說：「希望和和平平取得全面勝利的思想，實在是有點靠不住的。不應當否認一切戰爭。要從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權奪過來並鞏固下去，沒有武力和武力作後盾是不可能的。」[152]

關於黨內鬥爭，「北決揚」不僅把保護老幹部、努力維持秩序的周恩來和譚震林等國務院的領導人視為「中派」、「叛徒考茨基」，並且因為張春橋在上海鎮壓「炮轟」他的造反派「紅革會」、《文匯報》發表批判「極『左』」的文章，也稱張春橋是「考茨基」。此外，他們還抨擊了康生。

「北決揚」反對革命委員會、主張暴力革命，違背毛澤東採取的逐步結束羣眾造反運動的決策。從事實的發展來看，建立革命委員會是向新的一元化黨委領導體系的過渡，即先建立革命委員會，然後按照文革的新標準重新建立各級黨委，並使革命委員會成為黨委領導下的行政機構，而沒有實施「北決揚」所說的通過革命委員會過渡到巴黎公社式政權。即使毛澤東在文革之初有過以巴黎公社為榜樣的制度變革的考慮，後來也放棄了，沒有採取實際的步驟。毛澤東的首要目標是依據他的思想，整頓和建設共產黨，而不是「決派」所謂依據造反派在「第五個回合」中的表現重新建黨。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取決於毛澤東的意志以及各政治力量的較量，「決派」的書生意氣實在是缺乏現實可能性。文化大革命即將收場，造反派運動已經沒有出路，不可能產生出「決派」期待的革命性的制度變革。盡早走出運動造成的動亂局面才是於人民、於國家有利的實際選擇。與「省無聯」相同，「決派」對社會和運動中各種矛盾的分析具有思想探索的意義，而在實踐層面，「決派」對運動的主張只能是加劇動亂。

6 山東渤海戰團及其他極左言論

極左思潮是全國性的思潮。在1967至1968年，各地被批判的極左思潮，有的是「新思潮」那樣在文化大革命基本理論和社會政治分析方面超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理論觀點，也有的是在運動的具體步驟方面偏離中央意圖。前者有較多的思想獨特性，如山東渤海戰團的言論，後者在思想上大體不出激進造反派的框架，只是不符合中央的策略意圖，如上海「中串會」的〈一切為了九大〉和廣西〈今日的「哥達綱領」〉。

（1）山東渤海戰團

山東渤海戰團是與湖南「省無聯」的思想相近並有政治聯繫的跨學校組織，其成員是魯迅大學（即山東大學）等學校的大中學生。1967年7至8月期間，渤海戰團下屬組織魯迅大學「十月革命」的邱黎明和山東師大附中「批判小組」的劉錦長到湖南長沙，參與了湖南極左派楊曦光和「省無聯」的思想和政治活動。渤海戰團除了在濟南市之外，還在山東省的其他一些縣市和北京等地進行串連、宣傳等活動。1968年3月，渤海戰團被取締。

目前沒有見到渤海戰團的文獻，只有對它的批判材料，因而無法知曉這些學生思想的詳細闡述和邏輯推演。雖然批判材料引用的「反動」言論可能有斷章取義之嫌，但是聯繫到與之關係密切的湖南「省無聯」派的觀點，仍然可窺見渤海戰團政治思想的大致輪廓。

據現有資料，渤海戰團的主要觀點有以下幾點：[153]

要求「砸爛」現有國家機器，準備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

渤海戰團的骨幹成員質疑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要求「砸爛」現有的國家機器。渤海戰團骨幹、山東大學的邱黎明說：「對於今天的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還沒有定性」，「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是資本主義的外殼」，「國家體制是資本主義的」，「要砸爛包括中央在內的國家機器」。在濟南討論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會上，渤海戰團骨幹、山東大學的張宗魯說：「軍隊、公檢法完全掌握在敵人手裏」，要「徹底砸爛（包括國務院在內的）國家機器，重新建黨、建軍」。

1967年8月，渤海戰團的邱黎明在湖南長沙參與楊曦光等人關於〈關於組織和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的討論，並說：「我贊同你們建立和組織毛澤東主義小組的建議，贊同你們的方向、信仰，堅定不移的方向、作風和切實的工作計劃。這應該是這個小組的綱領。」他還讚揚楊曦光「善於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很尖銳」。1967年11月2日，渤海戰團的幾位骨幹討論在山東成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問題。

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滿革命委員會，主張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

邱黎明說：「當今的這場革命」「肯定不能稱為文化大革命」，「因為現在還沒有什麼跡象表明這是一場大的『社會革命』」。1967年10月，邱黎明在一份提綱中寫道：「1.文化大革命已經被人值得懷疑；2.公開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3.目前的鬥爭是宗派鬥爭，爭權奪利的鬥爭。」

邱黎明反感各地革命委員會，稱之為「婊子立牌坊」，「強盜成了英雄」。他們把毛澤東批准的各省市奪權比作俄國「二月革命」，認為必須由他們進行一次更徹底的「十月革命」。邱黎明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改良主義」，「現在的革命委員會是改良主義的產物，解放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154]渤海戰團的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從極左的角度，認為它沒有實現剷除官僚的「社會革命」。

邱黎明和張宗魯在〈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軍權！〉一文中說：「奪權鬥爭的中心是軍權問題」，「一定要把矛頭指向軍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要「促使不拿槍的國內戰爭」變為「拿槍的國內戰爭」，藉以導致「世紀大戰的爆發」，從而「結束文化大革命」。

反對周恩來

渤海戰團反對周恩來。1967年7至8月間，邱黎明（山東大學）和劉錦長（山東師大附中）在長沙張貼反周恩來的大標語：「誓死揪出二月鎮反的黑主帥周恩來！」「向周恩來宣戰！」「與周恩來血戰到底！」「揪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周恩來！」「全國極『左派』聯合起來，誓死揪出周恩來！」8月13日邱黎明從長沙寫信給魯大（山東大學）「十月革命」稱：「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可恥的叛徒」。另一位渤海戰團成員邱小明說：「不打倒周恩來，中國舊的國家機器就不能打碎！」

反對康生、江青、王效禹等人，為原在山東工作過的老幹部黎玉鳴不平

渤海戰團成立「保衛九大委員會」，聲言「要挖渤海黑線」，一定要讓康生、江青以及當時的幾個省級革命委員會負責人謝富治、王效禹、劉格平、劉賢權、李再含、潘複生在九大落選。他們為曾經在山東工作過，並受到打擊的老幹部黎玉翻案。[155]

為1957年的右派翻案

渤海戰團將1957年的右派視為反對官僚的先驅。邱黎明說：「五七年的右派分子是最早的造反派，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是現在（指六七年）的『二月鎮反』，那時（指五七年）的鎮反使革命受到夭折⋯⋯」當時，一些極左派對1957年右派有理解和寬容，白樺等一些右派同情並參加了湖北「北決揚」的活動，儘管如此，像渤海戰團這樣旗幟鮮明地為1957年右派翻案的，在現有資料中尚屬僅見。

山東渤海戰團與湖南「省無聯」的極左思想相通，其言論更偏重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方面。渤海戰團對1957年右派的看法具有獨特性。確實，文化大革命初，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兩個月就是運用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模式領導運動，造反派衝擊的當權派中，很多就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領導者。造反派的主流派緊跟毛澤東，否定1957年的右派，但是具有獨立政治意識的極左派卻表示了對右派的同情和肯定。這是合乎邏輯的。事實上，一些不甘寂寞的「右派」分子亦同情和支持極左派的思想，湖北「北決揚」派成立時就有「右派」作家白樺的參加，還得到其他一些右派的讚賞。[156]極左派對社會和政治體制的激進批判，與1957年追求社會平等、公正、嫉惡如仇的右派青年，頗為相似。極左派的思想確是「形左實右」。

（2）哈爾濱工業大學「衛無」的社會階級分析

哈爾濱工業大學一篇署名「衛無」的文章（或大字報）〈砸爛舊中國，建設新中國〉（摘錄），從生產資料佔有、收入差別的角度質疑中國的社會性質，被列為「極左」反動思潮。其成文時間不詳。[157]

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校徽

文章認為，中國從1949年「建國開始」就「修了」。文章稱：「中國的經濟基礎是修正主義的，中國修正主義成熟程度是十七歲了。」社會主義同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有三個「一樣」：其一，「經濟特點一樣：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在佔有上的分離」；其二，「發展史」一樣：都是勞動者的生產資料不斷被剝奪，生產資料在佔有上分離的歷史；其三，「基本矛盾」一樣：都是「生產條件在生產中的結合和它們在佔有上的分離」的矛盾。

文章對社會關係的看法是：目前中國社會有四個階級：「高薪階層」、「低薪階層」、「工人」、「學生」。「高薪階層」是「掌握着一切權力」的「統治階級」，是喝「勞動人民血和汗」的「剝削階級」。文章還提出了「高薪」的量化標準「1.2論」：「修正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數量界限」是「腦力勞動者的最高工資和體力勞動者的最高工資的比值約等於1.2是社會主義的，超過1.2者是修正主義」，「凡其月工資與最高工人的月工資的比值超過1.2倍者」都是「高薪階層」。按照這個標準，文章說：14級以上的國家幹部，7級以上的工程師、廠長、高薪科長、高薪的車間主任、高薪的文藝界人士等都屬於「高薪階層」，而「工人階級」是「被統治階級」，「低薪職員階層」是「無權階層」。文章斷言：「目前中國的主要矛盾就是以佔統治地位的高薪階層為一方，以工人階級、低薪職員階級為一方的矛盾。」

哈工大「衛無」文章的特點是循着歷史唯物主義的思路，從生產資料佔有的狀況分析社會分層和社會矛盾的經濟基礎，這一思路在以後的左翼社會批判派的探索中得到繼續。[158]文章關於「高薪階層」的思想除了直觀的印象外，顯然還受到中共「反修」論戰理論觀點的影響。中共在「九評」中所說的蘇聯「特權階層」不僅包括領導幹部中的蛻化分子，並且包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重要標誌之一就是高薪——「佔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九評」提出的防修措施之一就是縮小幹部與羣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159]哈爾濱工業大學「衛無」文章提出的量化標準「1.2論」，反映了工科學生的思維特徵，具體到文章所說14級（縣級）以上幹部屬於「高薪階層」，暗合中國傳統的官民之別：「七品」縣官與百姓的差別。

（3）上海中串會的〈一切為了九大〉

1968年，上海中學運動串連會（簡稱「中串會」）的〈一切為了九大〉是一篇批判「四一四思潮」右傾保守的文章，其思想傾向大體是激進造反派思想，是要批右反左。但是，到了1968年，這樣的觀點已經不符合中央新的文化大革命指導方向，因而被指為「極左」。[160]

〈一切為了九大〉堅持階級關係變動論，反對所謂「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觀點，即〈四一四思潮必勝〉所說「十七年來我國的階級陣線基本上是穩定的」。[161]

〈一切為了九大〉認為：「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最頑固的維護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走資派與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已經上升到主要地位了。這一基本事實，對於階級關係的變化起了決定性的影響。」文章又說：「從解放戰爭到文化大革命，黨內機會主義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為主要的矛盾，為革命的主要對象，並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陣線內部的依靠、團結、清洗對象的變動，這就構成了階級陣線的大變動。」

在教育界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陣線問題上，〈一切為了九大〉認為：「在資產階級專政的教育界裏，走資派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對無產階級實行專政，心懷叵測地混淆黑白，攪亂甚至顛倒了階級關係。被走資派所發現和組織的十七年來的『左派隊伍』，並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風暴雨中，已經暴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右派，為數眾多的是中間派。」接着，文章提出了備受爭議的論斷：「資產階級專政的教育界往往會出現這樣一個怪現象：非黨員要比黨員好，非幹部會比幹部好。走資派排斥了大量優秀的革命分子。」因而，〈一切為了九大〉堅稱：教育界的革命對象主要是「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而不是「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一般知識分子」。

〈一切為了九大〉認為：教育界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派」「把毛主席尖銳抨擊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歪曲成是指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一般知識分子在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弦外之音自然是：這些知識分子就是革命的主要對象。」文章指責道：「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顯著特徵是「專門喜歡揪鬥地富反壞右以及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一般知識分子」，「注意力不是主要集中在革命的主要對象─走資派。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把鬥爭矛頭主要地指向革命的一般對象，甚至自己的戰友，自覺或不自覺地起到掩護走資派的作用。」

〈一切為了九大〉理論上的基本思想傾向是激進造反派，與清華大學激進造反派井岡山「團派」的論點大同小異，而與湖南「省無聯」的觀點相去尚遠，文中作為靶子批駁的觀點直接摘自清華大學「414派」的〈四一四思潮必勝〉。那麼為什麼清華大學井岡山可以講的話，到了上海〈一切為了九大〉就成了「極左」？〈四一四思潮必勝〉被批、作者被關押了，批判其觀點的文章卻也遭批判，遭關押呢？

問題出在時機。〈一切為了九大〉成文於1968年初，開始進行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籌備九大的時候。中央的部署是重新建立一元化的共產黨領導體制，是「收」不是「放」，特別是收縮羣眾運動，管束羣眾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主要是羣眾，而不是當權派；整黨是要恢復黨的組織及其領導權力，而不是繼續其癱瘓狀態。毛澤東在1967年夏天就警告說：「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162]換句話說，運動到了把不服從指揮的羣眾、知識分子和當權派一起整，而不是只整走資派的時候，到了要重新建立黨的組織和黨員的權威的時候。因而，〈一切為了九大〉所強調的鬥爭走資派、黨員不及非黨員好，就違背了運動的新方向。運動發動和高潮時期的左派觀點已經不合時宜，成了「極左」。[163]保守的〈四一四思潮必勝〉挨批判了，批判「四一四」的激進派也淪為批判的對象，「左」和「右」兩個方向多少有些獨立性的言論都不能存在，只能按照兩報一刊的口徑講話，形式上讓羣眾講話的大民主也要收場了。

（4）廣西〈今日的「哥達綱領」〉

與上海〈一切為了九大〉命運相似的，還有廣西激進造反派的〈今日的「哥達綱領」——評「倒旗協議」〉。[164]文章企圖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德國兩個工人政黨鬥爭的態度，論證文化大革命兩派羣眾組織的聯合應當是有原則的，不能在「徹底鏟掉山頭，砍倒派旗，打倒派性，增強黨性」的口號下作出賣原則的讓步。文章說：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給我們提供的歷史教訓是極為深刻的，他告訴我們：一、對機會主義路線必須作徹底的批判。二、大聯合必須建立在革命的原則上」。文章指責在大聯合中以本派別作重大讓步為代價簽署的協議是機會主義的今日的「哥達綱領」。文章沒有提出獨到的理論觀點，他之所以被康生等領導人批判為極左，是違背中央以大聯合的方式結束羣眾運動的部署。

7 極左「新思潮」要點概說

從1966年到1968年，極左「新思潮」在它的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中，始終處於被批判、被抑制的狀態，卻以飛蛾撲火般的姿態前仆後繼，頑強地表現自己，留下青年思想史中不同尋常的一頁。「新思潮」諸家言說各有偏重，但是通過上述的文獻和思想活動，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基本軌跡。概而論之，有以下幾個要點：

（一）認為新中國成立以後十七年，階級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動，接近形成或已經形成了官僚特權階層；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大眾與這個特權階層矛盾發展的產物，因而文化大革命不僅應當是政治革命，並且應當是推翻新的官僚特權階層的社會革命。

1966年10月，中國科技大學「紅炮班」的大字報就提出：解放十七年，階級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動，出現了與地主、資本家不同的壓迫和剝削人民的走資派、特權階層。[165]

1967年6月，北京激進中學生的〈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從毛澤東那裏借用了「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的概念，試圖為社會主義社會新的階級矛盾構建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文章把領導幹部的政治和社會優越地位，歸因於「不理想」的、但又是不得已的、暫時合理的財產和權力分配制度，賦予文化大革命逐步解決特權人物與人民羣眾之間社會矛盾的意義。[166]

1967年10月至1968年1月，湖南「省無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等文章，更是明白地提出「現在90%的高幹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紅色」資本家階級、「官僚特權階層」或者「新生的腐朽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文章說：「羣眾揭發出來的事實和暴發的對他們的憤恨初步告訴人們，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經完全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的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紅色』資本家階級的階級利益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羣眾受壓抑和剝削的基礎上。」他們宣稱：「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省無聯」的文章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這個被推翻的階級就是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楊曦光以這樣的階級鬥爭觀審視文化大革命，賦予文化大革命「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的使命。[167]

1968年，湖北「北決揚」也持同樣的觀點：「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形成了新的官僚資產階級，⋯⋯要徹底讓工人階級獲得解放，就必須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推翻這個階級。」[168]

群眾在閱讀大字報

（二）以巴黎公社為理想模式，提出政治制度變革的要求。

1966年，「新思潮」發端時，就提出制度變革的要求：「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169]極左派關注的重心，不是中共兩條路線鬥爭，而是制度變革和社會矛盾。他們認為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政治制度，保留了舊的國家機器的殘餘，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橋樑和跳板，因此必須打碎。「我們國家現在的政體必須打碎」[170]、「打碎舊的國家機器」[171]是極左「新思潮」的重要口號。

極左「新思潮」政治變革的目標是建立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政權。他們提出的具體要求主要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領導人；官吏的工資不超過工人的工資；人民有權隨時罷免官吏。這是被馬克思讚揚為無產階級政權的巴黎公社的基本特徵，是無產階級民主的藍圖，卻又是包括中國在內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能夠實現的。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發動文革的時候，曾經給羣眾一個模糊的印象，似乎這次運動要向着巴黎公社的方向進行制度變革，給予人民羣眾更廣泛的監督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權利。1966年8月4日，毛澤東盛讚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172]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規定：「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173]11月3日，林彪在天安門羣眾大會上講話說：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羣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174]但是當羣眾運動興起，並企圖按照巴黎公社原則建立新的權力機構時，毛澤東和中央卻不再提倡巴黎公社的原則了。極左派是那些被這一號召喚醒並執著地追求巴黎公社民主的理想主義青年。他們說文化大革命的目標不應當是「罷官革命」、「揪人運動」，而應當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175]

（三）在文化大革命的具體目標和任務問題上，極左派的主張確如對他們的批判所說的，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革命委員會、反對軍隊（領導人）。

極左派雖然沒有提「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領導幹部）」的口號，但是他們沒有把「無產階級司令部」視為神聖的正確的化身，而是不斷提出批評和挑戰，在他們看來批評領袖是人民的民主權利。伊林・滌西貼出公開信批評林彪，喬兼武表示支持，宣稱不准批評毛主席和林彪的原則是一個舊框框，稱讚伊林・滌西的公開信，好就好在打破了這個框框。李文博說，批評林彪是對林彪的愛護，不是反革命，是大民主的實踐。

首都五・一六兵團專門攻擊周恩來和國務院的領導人。「省無聯」攻擊周恩來是「中國『紅色』資本家階級目前的總代表」，又抨擊康生。「北決揚」批評的人物除了周恩來和譚震林之外，還有康生和張春橋。對於毛澤東，楊曦光等人是懷着崇敬的，但是也不是「無限崇拜」，而是依據自己的理解，發揮毛澤東的思想中符合他們思想的部分，可以說是「取我所需」。至於說到對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省無聯」則是將他們中的大多數劃歸官僚特權階層，可以說是「打倒一切（領導幹部）」了。

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新政權——革命委員會，「省無聯」和「北決揚」以巴黎公社的標準衡量，持批評和保留態度。他們認為「革命委員會」是改良主義的，羣眾代表、革命幹部、軍隊負責人的三結合，不可避免地會成為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政權形式。他們認為革命委員會只有作為向巴黎公社式政權過渡的形式，才有積極的意義。

對於軍隊，「省無聯」認為軍隊走資派與地方走資派利益是一致的，不可能自覺地執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走資派掌握的軍隊與人民的關係已經蛻變成對立的關係，因而讚揚各地造反派向軍隊奪槍的行動。

「省無聯」還提出建立政黨萌芽——毛澤東主義小組；「北決揚」也提出類似的主張：「重新改造、重新建設、重新組織黨的隊伍」。

運動發展到1967至1968年，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已經把重點放在加強中央的權威、重新建立各地各級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鞏固軍隊的穩定局面的作用、逐步重建秩序和遏制動亂。極左派的這些主張嚴重違背中央的部署，而建立政黨的企圖，更是觸犯了政治大忌，不可避免地遭到鎮壓。

極左「新思潮」具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但是就基本政治主張而言，還算不上是政治理念上的無政府主義。

最早的「新思潮」文獻，北京大學喬兼武的大字報提出「造三個大反」——「取締黨團組織、黨政合一而為革命委員會」、「砸爛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辦公室」，頗有無政府主義的味道。湖南「省無聯」更因其要求「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而被國外無政府主義者引為同志。[176]但是，極左「新思潮」的核心是反對享有特權的官僚掌握政府，而不是否定一切權威和政府，至少沒有正面闡述此類觀點。

曾經提出「我們國家現在的政體必須打碎」的李文博回憶說：他和朋友們「也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關於無政府主義的材料，發現那並不是我們的思想，因為這種主義不是爭取民主，而是爭取自由，而他們對自由的理解，只是擺脫任何束縛，這和我寫的〈公社早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了〉的思想毫無共同之處」。[177]

「新思潮」崇尚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以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為批判官僚統治的武器和參照模式，而巴黎公社同時受到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推崇，兩個政治學說在此有所交集。巴黎公社體現了法國城市自治、民主、平等的政治傳統和理念，由直接選舉產生立法與行政合一的領導體制，而不採用議會制。公社的不少領導人是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深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馬克思也給予巴黎公社很高的評價，稱其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並且總結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歷史教訓。

極左「新思潮」對巴黎公社的理解來自馬克思主義，而非無政府主義，具體地說，是來自被馬克思列寧主義肯定的、在文革初期被毛澤東和中央一度讚賞的那個帶有否定官僚體制特徵的巴黎公社原則：由人民普選出領導者，並可以隨時撤換。1966年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宣佈：基層單位文化革命權力機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新華社還播發專稿，引用了恩格斯的論述，介紹「巴黎公社實行的全面的選舉制」。[178]青年在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巴黎公社的論述時，還得知公社領導者僅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的原則，革命導師將普選和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這兩點作為防止無產階級政權蛻化的根本性措施。巴黎公社的制度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差別由此顯露無遺。

巴黎公社的榜樣引導了青年思考制度變革的方向——以巴黎公社的原則革新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擺脫蘇聯式的官僚化。同時，也使黨的領導層敏感到巴黎公社的體制是對現行政治制度的挑戰。1967年2月11日，葉劍英在著名的「二月抗爭」中憤怒質問道：「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他問陳伯達：「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麼是巴黎公社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179]很明顯，問題的核心是要不要共產黨領導的體制。然而，問題的微妙之處正在於：馬克思所讚揚的巴黎公社是實行普選基礎上的多（黨）派聯合掌權，馬克思也沒有主張一黨制。共產黨和共產黨一黨領導的制度是列寧和斯大林創立並確立，為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2月12日，毛澤東在談到上海奪權時改變了以巴黎公社為樣板的說法，關鍵也是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現行的國家體制。毛澤東建議已經按照他以往的講話精神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的新權力機構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甚至說：「如果巴黎公社當時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我看現在也得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180]毛澤東的這些話說明他至少是到1967年各地奪權以後，放棄了借鑒巴黎公社經驗改造政治制度的設想，或者他原本就沒有改革政治體制的意圖，所謂「巴黎公社」式的選舉不過是動員羣眾的口號，到了羣眾被真正發動起來，就改口了。

極左「新思潮」重要之處是始終看重社會和政治制度變革，將其作為政治運動的目的，即使毛澤東收回「巴黎公社」的榜樣地位之後，仍然堅持參照巴黎公社樣板變革政治體制，反對僅僅把運動局限於「罷官革命」。極左「新思潮」的出發點是反對蘇聯式的官僚化，即國家機器和領導者蛻化為不由人民選舉產生、不受人民監督、享有特權、壓迫人民的官僚機器和官僚，期待巴黎公社式的民主自治能夠挽回這個在蘇聯已經發生並且在中國正在發生的過程。他們引申馬克思、列寧關於巴黎公社和無產階級政權的論述，號召「砸爛為資產階級特權服務的舊的國家機器」。[181]他們針對的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要求砸爛一切國家機器，不是否定一切權威或者國家。「新思潮」以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為宗旨，可以說是無「官僚」特權的主義，而非無政府的主義。無政府主義不要官僚統治，但是反對官僚特權者統治的，不一定都是無政府主義。因而，不宜把極左「新思潮」歸類為學理意義的無政府主義思潮。

然而，如果以漢語中「無政府主義」的另一個泛化的含義——藐視現存統治權威，不服從組織紀律，足以造成無政府狀態——來衡量，極左「新思潮」可以說是「無政府主義」。極左「新思潮」無顧忌地否定現存政治權威，不僅要打倒大部分黨和政府的「官僚」，還要打倒軍隊的「官僚」，確乎是要「打倒一切」現存當權派了，對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也因其為「官僚」把持而號召去推翻，鼓吹不斷地推進「革命」，這樣做的現實結果只會加劇無政府狀態和動亂。極左「新思潮」雖然不是狹義的、學理上的無政府主義，但是可以說是比造反派更嚴重的、廣義的無政府主義。

極左「新思潮」是由文化大革命實踐和繼續革命理論激發的政治和社會批評思潮。它尖銳地揭示出長期存在並在文革運動中被人為地激化的政治和社會弊端，諸如政治權力高度集中而缺少有效的社會監督、由特定的社會分層帶來的社會不公正、特權等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預期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違背的現象。極左思潮對所謂「特權階層」的猛烈抨擊、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剖析、對巴黎公社民主的真誠嚮往，反映出一部分青年對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追求和對現實政治和社會關係的認知狀況——既有深入的觀察，又有十分明顯的幼稚乃至荒謬。他們的思想帶有顯著的烏托邦的特點，在揭示現存弊病方面不無深刻之處，而在改造現實方面則陷入謬誤。他們的思想具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他們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具體任務的主張，如號召推翻所謂「官僚特權階層」的統治、打碎「舊的」政治制度、期待羣眾運動的無休止地發展下去、奪取武裝等等，只能是加劇業已非常嚴重的動亂，解決不了原有的弊病，徒然給人民帶來災難。當時中國的現實需要是盡快結束動亂，恢復正常的生產和社會生活，極左思潮的主張反其道而行之，是錯誤的，不可取的。它在理論上提出反對特權，但是對於剷除特權所需要的物質和文化條件沒有做更深入的探討，所以不可避免地陷入空想。極左思潮的主張是作為現實政治要求提出的，如果付諸實施只會造成更大的災難性後果。所幸極左「新思潮」始終處於被壓抑、被打擊的狀態，他們的思想雖然極端，但是沒有造成多少實際的損失。這一點是與老紅衛兵和造反派有所不同的。

廣東佛山《燎原》戰鬥團的大字報

[1]原文本「調和」二字為「調合」，似錯字。

[2]〈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宣言（修定）〉（1966年9月4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治部主辦：《首都紅衛兵》，創刊號，1966年9月13日。

[3]〈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第一號通令〉（1966年10月8日），參見《首都紅衛兵》，第5號，1966年10月9日。

[4]1966年8月5日，周恩來在清華大學羣眾大會上講話，提出應當為被工作組打擊的學生蒯大富平反，參見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1966年12月。10月5日，中共中央批發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內容之一是要求為運動初期被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的羣眾平反。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再次強調為被打成「反革命」的羣眾平反。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1988），頁132、136。

[5]〈再論堅決平反，徹底平反〉（社論），《首都紅衛兵》，1966年11月30日。

[6]本報評論員：〈徹底批判工作組方向的路線的錯誤〉，《首都紅衛兵》，第3號，1966年9月30日。

[7]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一文時所寫的批註原文是：「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這篇文章及毛澤東的批註後來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到縣團級。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引述了這句話。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93。

[8]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談兩條路線的鬥爭〉，載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主辦：《東方紅》，1966年10月13日。《東方紅》報發表此文時所附作者「後記」說，此文原是北京航空學院紅風戰鬥組於9月14日寫的一張大字報，紅風戰鬥組根據校內外羣眾的意見於9月20日貼出修改後的大字報，9月24日發表部分「紅旗」戰士寫的新修改稿。

[9]《為毛主席而戰——三司〈首都紅衛兵〉文選》，1967年9月6日，目錄，頁IV。

[10]據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122–123。

[11]《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簡介》，1967年。

[12]「無產階級司令部」全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對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稱呼，相對於「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司令部」以毛澤東為首，其基本成員包括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以及其他一些領導人。其成員也發生過一些變化。本書借用這一歷史概念，指文革時期中共中央對運動具有領導權威的核心羣體。文革期間，類似的概念還有「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共中央」。

[13]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講到「階級路線」問題，批判「血統論」，參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39–141。以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多次批判「血統論」。

[14]〈宣判反動「對聯」的死刑〉，《兵團戰報》，1966年12月21日。

[15]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紅旗戰鬥隊：〈「對聯」的五大罪狀〉（傳單），1966年11月29日。

[16]〈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宣言（草案）〉（1966年9月5日），《紅衛兵報》，1966年9月5日。

[17]〈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宣言〉（1967年2月22日），《人民日報》，1967年2月23日。此規定完全依照〈中共中央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供討論和試用）〉（1967年2月19日）。

[18]上海市批判《出身論》小組：〈編者的話〉，刊載於上海市批判《出身論》小組編輯的小冊子《批判〈出身論〉》，1967年5月15日，頁132。

[19]新四中公社1216紅衛兵：〈這就是特權〉，《只把春來報》，1967年6月29日，第3版。

[20]千鈞棒：〈幹部子女為什麼容易受「聯動」思潮毒害〉，首都八一學校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主辦：《春雷》，第十二期（1967年8月）。這些文字一般出於學生之手，也不排除有青年教師參與的可能。

[21]清華附中井岡山兵團同心幹：〈特權階層的衛道士〉，《春雷》，第十一期（1967年7月）。

[22]1965年1月15日，毛澤東在陳正人1964年12月4日關於在洛陽拖拉機廠搞社教蹲點情況給薄一波的信上的批註，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388–1389。

[23]《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編輯部：〈偉大的歷史文件〉，1967年5月18日。1967年《紅旗》雜誌第九期社論〈兩個根本對立的文件〉。

[24]《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文章〈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人民日報》，1967年11月6日。

[25]這些要點來自文革期間毛澤東的講話，以及中央文件和「兩報一刊」社論和文章，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文章〈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1967年11月6日），做了權威的概括。

[26]此類文章在紅衛兵報刊上十分常見，例如：〈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一個根本分歧——駁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主辦：《紅旗》報，1967年4月22日；〈劉少奇的「做黨的馴服工具」論必須徹底埋葬！〉，同上《紅旗》報，1967年4月17日；〈看，劉少奇的「公私溶化論」是什麼貨色〉，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編輯部主辦：《東方紅報》，1967年3月29日。

[27]這類文章很多，例如：〈《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反毛澤東思想十七例〉，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井岡山》編輯部：《井岡山》報，1967年3月30日；〈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黑話集〉，紅代會中國科技大學東方紅公社主辦：《東方紅》報，1967年4月20日；〈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破產——評老反革命劉少奇的罪惡歷史〉，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1967年5月26日；〈劉少奇——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劉少奇罪行調查報告之一〉，北京航空學院《紅旗》報，1967年2月10日。

[28]此類文章在紅衛兵報刊上十分常見，例如：〈《高教六十條》的出籠背景和炮製過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1967年6月9日；〈向反動學術權威猛烈開火——七論復課鬧革命〉，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1967年11月4日；〈高教戰線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評高教六十條的反動本質〉，北京航空學院《紅旗》報，1967年6月17日。

[29]〈階級大搏鬥——十七年來農業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北京農業大學革命委員會、紅代會農大東方紅公社主辦：《東方紅》報，1967年8月30日。

[30]〈看！劉少奇在林業系統散佈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黑貨！〉，北京林業學院東方紅公社主辦：《北林東方紅》，1967年2月24日；〈徹底清算劉少奇在林業系統的滔天罪行〉，《北林東方紅》，1967年4月22日。

[31]社論：〈誓把衛生系統兩條路線鬥爭進行到底〉，北京醫學院八一八紅衛兵戰鬥兵團主辦:《八一八戰報》，1967年5月16日。批判衛生系統「修正主義」的文章還有很多，例如：〈徹底清算劉少奇在農村基層衛生組織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八一八戰報》，1967年6月29日。

[32]此類文章很多，例如〈徹底揭露劉少奇在執法工作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紅代會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主編：《政法公社》，1967年4月16日、19日、29日連載。

[33]〈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中國科技大學東方紅公社主辦：《東方紅》報，1967年5月1日。

[34]〈批劉少奇在北京地質學院五七年暑假畢業生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1967年4月7日。

[35]〈自白〉（王學堯譯），載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胡堯之等譯：《回憶馬克思恩格斯》（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304–305。〈自白〉的最後一個問答是：「您所喜愛的座右銘：De omnibus dubitandum（懷疑一切）」原編者註：〈自白〉是1865年馬克思對一些問題的答覆。雖然是半開玩笑的答覆，卻對於了解馬克思的為人仍然是有價值的。

[36]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論「懷疑一切」〉，1966年10月11日。原載上海市上海中學《思潮集》（1968年），收入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

[37]清華大學東方紅南下革命戰鬥隊：〈革命的「懷疑一切」萬歲〉（1966年9月7日），參見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臨時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臨時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八總部聯合主辦《井岡山》報選編：《徹底革命，徹底造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二）》，1966年11月，頁6–7。

[38]清華大學東方紅南下革命串連隊先遣隊：《再論革命的懷疑一切──砸碎形而上學的謬論》，1966年9月12日於昆明雲大，同上資料集，頁8–9。

[39]北京化工學院南下「東風團」：〈對舊世界的宣判書——《懷疑一切》，為《懷疑一切》翻案》（武漢），1966年10月。轉引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編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反動思潮資料彙編》（二稿）（手抄本），1970年2月，頁15（10）。

[40]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中等學校紅色造反團武漢三中「紅岩戰鬥隊」政治宣傳組：〈論懷疑一切〉，1966年12月。轉引自同上手抄本資料集，頁15（9）。

[41]1966年6月20日中國醫科大學學生顧瑞華給陶鑄寫信，表示不同意一些學生提出的「懷疑一切」的說法，並表示「堅信我們的大多數黨組織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黨員，幹部都是要革命的，是熱愛黨和毛主席的」，「要把黨的組織同個別黑幫分子區別開來」。「懷疑一切」，「沒有充分根據地不信任各級黨組織是錯誤的」，「必須警惕別有用心，企圖借此取消黨的領導的陰謀。」陶鑄於7月3日回信，對顧瑞華表示讚賞。但是，一個多月以後，陶鑄1966年8月23日在中國醫科大學講話改變了態度，說：他給顧瑞華的回信起了不好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對的，但對毛主席不能懷疑；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不能懷疑，至於一個系統、一個支部、一個部的黨委，是可以懷疑的；向共產主義前進，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懷疑，此外，一切都能懷疑。領導好的，懷疑一下就行了，領導不好的就懷疑下去，把他打倒。原載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1966年），轉載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又據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9–1967.10）》，1967年9月–10月，北京；河南二七公社洛陽托校八一六兵團翻印。

[42]周恩來1966年10月22日對首都大專院校代表和全國廿五省市紅衛兵談話，說：「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懷疑，你們不要什麼都懷疑，照你們這樣說，那就『洪洞縣裏沒有好人』了。懷疑是允許的，但總要有點根據。你信任的東西就要堅信不移，堅信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信不移。」原載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1966年12月），轉載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

[43]〈張春橋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2月24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22。

[44]《辭海》等知識性工具書中的「無政府主義」詞條，僅解釋其為政治思潮。《現代漢語詞典》中，「無政府主義」一詞有兩個含義，其一指政治思潮，其二指不服從組織紀律的思想和行為。《現代漢語詞典》的第二個解釋顯然是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的用法。

[45]〈張春橋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2月24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20–326。

[46]〈中央文革小組12月27日召集的部分大專院校革命師生座談會紀要〉（1966年12月27日），刊登於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1966年12月，頁624–625。

[47]《中共中央批發哈爾濱師範學院造反團、北京礦業學院革命造反派紅衛兵的兩個材料》（1967年1月1日），附件二：《解放軍報》記者：〈礦業學院革命造反派紅衛兵在聯合統一問題上的一些看法〉。收錄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

[48]〈張春橋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2月24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22。

[49]全省或者全市性的造反派派別的爭論，常常表現了溫和與激進的思想分野，但也並不總是如此。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兩派：「天派」和「地派」的分歧，就是例外。北京各大專院校校內的派別鬥爭，往往有溫和與激進的差別。但是，全市性的「天派」裏既有各自學校的溫和派，也有激進派，「地派」的情況也同樣。差別只在於，同一個學校的這一派參加「天派」，另一派必參加「地派」。

[50]徐友漁在《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一書中，對各地派別分析與鬥爭作了很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參見該書，頁81–124。

[51]廣東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保守派在駐軍的支持下始終沒有被打垮，這兩省的派別鬥爭一直主要是保守派與造反派的鬥爭。在其餘省市自治區，1967年最初還有保守派的活動，到7月20日「武漢事件」以後，就基本是造反派內部的派別鬥爭了。參見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頁68–124。

[52]徐友漁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書中將四川「八・二六」、河南「二七公社」等得到中央支持的激進造反派與中央批判為「反動」的湖南「省無聯」的〈中國向何處去〉等極端激進的思潮都作為激進的造反派。

[53]〈四一四思潮必勝〉，參見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7年8月26日。

[54]「造總」即河南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是受到軍區支持的造反派，與激進的造反派「二七公社」對立。

[55]重慶《山城戰報》第37期、《八・一五》第47聯合版，1967年12月1日，收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

[56]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天安門縱隊：〈誰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就和他拼——評《四一四思潮必勝》〉，清華井岡山624戰團：〈毛澤東思想必勝，機會主義思潮必敗——評大毒草《四一四思潮必勝》〉，均發表於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1967年8月26日。

[57]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北京紅衛兵負責人時說：「414思潮必勝這個文章我不同意，說什麼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是414。」參見〈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見紅代會代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記錄稿）），編印者不祥，鉛印稿，編印時間應當是1968年8月初。原文註：「此稿經王大賓同志同另四位再去聽錄音而記成。幾經傳抄，難免有誤，僅供參考。轉抄於北京石油學院東。」

[58]1968年3月15日，周恩來在接見四川省革籌小組領導成員時說：「主席看的比我們多，是主席看小報，看了給我們講的。主席許多小報都看了。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主席說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塗，還有什麼《嘉陵江上煙雲滾滾》，主席都看了。」原載《戰鬥報》1968年3月27日，收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

[59]在〈四一四思潮必勝〉發表之前，華中工學院助教章崇義在5月6日的一次報告中就有過幾乎相同的觀點，強調階級關係不因造反與保守的分歧而變化，見〈「章氏報告」是陳再道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武漢：《新華工》，1967年9月8日。

[60]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天安門縱隊：〈誰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就和他拼——評《四一四思潮必勝》〉，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1967年8月26日。

[61]〈四一四思潮必勝〉的作者、反對「團派」「大翻個兒」論的周泉纓，後來在社會關係的理論問題上走向了「四一四思潮」的反面。1967年10月至次年10月，他在監牢裏對文革理論進行了反思，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必然導致嘗試用文革大民主來調整幹部羣眾關係，但大民主的辦法來防修反修是很成問題的；文革揭露出來的問題說明，共產黨總體上的問題是精神特權太大，並且這種精神特權在上層某種程度上已經轉化為物質上的腐敗；文革的確是中央換班子的工具，但是上層的激烈鬥爭不見得對老百姓有害。1970年底，他被分配到河北成安縣縣農機廠當技術員。基層的觀察和體驗使他經常想：歷史的發展趨勢似乎在證明當初清華大學蒯大富為首的「團派」對共產黨的總估計是正確的，而他所在的「四派」似乎估計得過分樂觀。「看來基層的實際情況證明，對共產黨來說要不變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讓老百姓不斷造反，不斷搞大翻個兒，即不斷地改朝換代，否則共產黨要不變是難上加難。」1977年，在中共中央宣佈結束文革，官方報刊上批判「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觀點時，周泉纓堅持認為毛澤東臨終時關於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提法是真理，至少是老百姓對付貪官污吏的一個階級鬥爭的好法寶。黨內就是有人不接受文革的教訓，動不動就把資產階級這個敵人描述在黨外，以便他們去鎮壓老百姓。於是，他赴北京貼大字報批判《人民日報》有關文章，堅稱資產階級就在黨內，中央不管幹部的腐敗問題很危險。這時周泉纓的觀點比他當初批判的「團派」還「團派」。這一言論換來了三十個月的牢獄生活，比文革中的坐牢長一年半，直到1979年底獲釋。據周泉纓：〈我心中的文革〉（1999年元月10日），參見網上刊物《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http：//www.cnd.org/CR），第55期，1999年9月7日。

[62]〈和周泉纓談話紀要〉（1967年9月24日），原轉載於上海市上海中學《思潮集》（1968年），收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

[63]〈和周泉纓談話紀要〉（1967年9月24日），原轉載於上海市上海中學《思潮集》（1968年），收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

[64]清華井岡山624戰團：〈毛澤東思想必勝，機會主義思潮必敗——評大毒草《四一四思潮必勝》〉，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1967年8月26日。

[65]〈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見紅代會代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記錄稿））。編印者不祥，鉛印稿，編印時間應當是1968年8月初。

[66]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天安門縱隊：〈誰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就和他拼——評《四一四思潮必勝》〉，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1967年8月26日。

[67]軍內走資派的提法早已出現。1967年1月10日戚本禹接見羣眾時講到「軍內是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月12日的《解放軍報》社論〈熱烈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祝賀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成立〉也提到「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林彪在1967年3月25日針對青海問題，提過「帶槍的劉鄧路線」。1967年7月20日武漢事件以後，《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反覆使用「軍內一小撮」的提法。7月31日發表的《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社論強調：批判「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鬥爭的大方向」。8月17日毛澤東批評說：不要提「軍內一小撮」，不要把軍隊搞亂。

[68]指平反幹部的「黑幫」問題。

[69]《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二集》，頁17。轉引自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198。

[70]《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一集》，頁11。轉引自唐少傑：《一葉知秋》，頁198。

[71]〈勇敢的保，熱情的幫，大膽的用〉，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井岡山報》，1967年7月5日。

[72]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8年8月24日，8月26日。

[73]《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13–14。轉引自唐少傑：《一葉知秋》，頁202–203。

[74]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7年4月18日。

[75]《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14。轉引自唐少傑：《一葉知秋》，頁207。

[76]《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11。轉引自唐少傑：《一葉知秋》，頁207。

[77]《大字報選編——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集，第三集》，頁15–18。轉引自唐少傑：《一葉知秋》，頁210。

[78]唐少傑：《一葉知秋》，頁201。

[79]「兩個估計」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戰線，毛主席的教育路線基本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原有教師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這是由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經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作的結論，文件上註明：「毛主席批示：同意。」參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540–547。另見《人民日報》記者：〈「兩個估計」是怎麼炮製出來的？〉，《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8日。

[80]《井岡山》報編輯部等：〈歷史的判決——評反動流派414〉，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8年7月5日。

[81]〈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87。

[82]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提出：「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此後中央領導人講話和官方媒體幾次提到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1967年2月，毛澤東不再提倡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媒體也停止宣傳。

[83]喬兼武原名喬俊禮，杜文革原名杜文忠，這是他們在文革改的革命化名字。筆者2001年訪問喬俊禮，聽他回憶了大字報產生前後的情況。喬兼武1966年12月因為本人的大字報及支持伊林・滌西給林彪的信，被拘留審查，1967年（約5月）獲釋。喬俊禮接受筆者訪問時，在河北省工作。

[84]北京大學東語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喬兼武、杜文革：〈給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公開信：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1966年8月30日），參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委會）辦公室編：《大字報選》（增刊，六），1966年8月31日。

[85]1998年筆者與宋永毅一起訪問了李文博。李文博談道：他因為這張大字報受到批判、被關押，因而直到1998年都對大字報內容記憶猶新，1998年8月5日他根據回憶寫下大字報的內容。李文博回憶，他的這張大字報提出「革新社會主義制度，改善無產階級專政」，而據北京師範大學1968年編印的《井岡山》報，李文博等人提出「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二者內容一致，提法有別。本節的標題據1968年《井岡山》報記載的文本。

[86]伊林・滌西：〈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1966年12月15日），參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通訊》編輯部編輯：《文化革命通訊》，第四期，1967年2月。

[87]「取締」二字在本書依據的批判資料中多處印刷為「取蒂」，是錯別字，本文在引用時均改為「取締」。這裏的「黨團」，指共產黨和共青團。

[88]北京大學東語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喬兼武、杜文革：〈給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公開信：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1966年8月30日），參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委會）辦公室編：《大字報選》（增刊，六），1966年8月31日。

[89]〈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通過，參見《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

[90]李文博1966年12月因為「貼反動大字報」和「支持伊林滌西的反動大字報」的罪名被拘留審查，1967年5月獲釋。1979年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市公安局先後對1966至1967年李文博案作出平反決定。李文博2007年病逝，逝世前是北京交通大學教授。

[91]恩格斯的這句話出自恩格斯致奧・倍倍爾的信，1875年3月18–28日，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頁7。

[92]關於大字報的論點以及「新思潮」的論點，參見《紅鏢》編輯部：〈《兵團》「新思潮」的要害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和地革《掃垃圾》、數革《井岡朝陽》、物革《新戰士》、外革《瓦西里》編輯：〈把造反兵團「省無聯」式的反動思潮拿出來示眾〉，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主辦：《井岡山》，1968年3月27日。此外，1998年8月5日李文博根據回憶寫下大字報的內容，並附說明：「我不能保證逐字逐句都是原文，但它的主要東西，基本東西是保證無誤的。」

[93]〈造反兵團關於井岡山公社大反新思潮的嚴正聲明〉，1967年2月19日。聲明中的這段文字見北京師範大學地革《掃垃圾》等組織編輯：〈把造反兵團「省無聯」式的反動思潮拿出來示眾〉，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主辦：《井岡山》，1968年3月27日。又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編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反動思潮資料彙編》（二稿），1970年2月。

[94]此處據1998年8月5日李文博根據回憶寫下大字報的內容。另據1968年摘編的批判材料，此句是：「這種機構從形式上與舊社會資產階級專政機器是一樣。這種機構是官僚主義和奴隸主義的溫床、社會基礎。」參見北京師範大學地革《掃垃圾》等組織編輯：〈把造反兵團「省無聯」式的反動思潮拿出來示眾〉，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主辦：《井岡山》，1968年3月27日。

[95]《紅鏢》編輯部：〈《兵團》「新思潮」的要害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主辦：《井岡山》，1968年3月27日。

[96]轉引自北京師範大學地革《掃垃圾》等組織編輯：〈把造反兵團「省無聯」式的反動思潮拿出來示眾〉，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主辦：《井岡山》，1968年3月27日。

[97]同上註。據李文博回憶，〈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一文是北京大學喬兼武所寫。筆者註：此大字報與後文提到的北京航空學院大字報〈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應當是標題相同而內容不同的兩張大字報。

[98]據筆者1998年對李文博的訪問。

[99]此處據李文博1998年回憶。此外，楊小凱回憶說，他在1967年初從長沙到北京串連，讀到了新思潮大字報，印象很深。華新民2004年回憶，1966年他在中國科技大學讀到並且與同學討論過李文博的大字報。

[100]〈張春橋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2月24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22。

[101]〈王力同志對回國留學生的講話〉（1967年3月13日），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3），1967年4月，頁98–99。

[102]伊林・滌西：〈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1966年12月15日），參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通訊》編輯部編輯：《文化革命通訊》，第四期，1967年2月。

[103]本節內容除文字資料外，據筆者1999年對劉握中和1998年對張立才的訪問。

[104]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15日），《人民日報》，1966年9月16日。

[105]此處的「震撼」二字，本文依據的文本是「振撼」，當屬錯別字，這裏引用時予以改正。

[106]此處的「高」字，本文依據的文本是「搞」字，顯然是印錯了字，這裏引用時予以改正。

[107]林彪1966年11月3日講話，見《人民日報》，1966年11月4日。

[108]據1998年筆者與宋永毅對李文博的訪問。

[109]喬兼武：〈談「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開信」〉（原題〈觸及林彪同志的靈魂〉）（1966年12月7日），參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大字報組編：《大字報選》，增刊第14期，1966年12月25日，頁33–36。

[110]據筆者1998年對李文博的訪問。李文博解釋說：當時有不准把學生打成反革命的規定，尤其是對中學生，因此在這裏強調「中學生」的身份，用意是強調不能把公開信的作者打成反革命。

[111]劉握中對筆者說，他當時曾寫大字報讚賞「懷疑一切」的口號。

[112]當時，中國科技大學的校址設在北京。

[113]華新民：〈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網上刊物《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http：//www.cnd.org/CR），第227期，2004年8月23日。華新民在該文中說，他的這個回憶是和倪詩茂等人一起回憶寫成的。筆者讀到華新民這篇文章後，向他詢問了一些事實細節。關於大字報〈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萬歲〉的貼出時間，華新民說是在1966年10月底之前，因為他在11月初就與同學到外地徒步串連了。「紅炮班」成員七人，大字報起草和定稿的「主要責任人」是華新民和倪詩茂二人，二人目前都在美國。

[114]據筆者查證，北京航空學院大字報〈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的作者是該校學生侯玉山。此大字報與上文李文博回憶中提到的文章〈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標題相同，但作者和內容不同。據李文博回憶，他讀到的〈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一文是北京大學喬兼武所寫。從1968年3月27日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報引述的片段看，觀點和行文與喬兼武的其他大字報均很相像。

[115]〈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第七條規定：「警惕有人把革命羣眾打成『反革命』」；「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羣眾鬥爭羣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116]觸讋，人名，《戰國策》的各版本均作「觸讋」，近年考證訂正為「觸龍」。

[117]江青：《為人民立新功》（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18]〈《論新思潮》是為資本主義復辟招降納叛的宣言書——評《四三派思潮》〉，《兵團戰報》，1967年6月24日。類似批判見〈剝掉「新思潮」的畫皮〉，《赤遍全球》，1967年9月1日。

[119]據1997年筆者對張祥平的訪問，以及1998年與宋永毅一道對張祥龍的訪問。張祥平1981年獲碩士學位，1997年接受訪問時任北京農學院副教授，2001年提前退休，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張祥龍1992年獲美國紐約州立布法羅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120]關於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成立的時間，一說是6月14日，據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1967年9月至10月；一說是7月1日，據該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召開的時間，參見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的小報第4621號刊登〈公安部有關人員談反革命組織「五·一六兵團」的一些情況〉（1967年9月24日），轉引自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頁34。關於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資料，參見文革中羣眾組織編印的多種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對該組織的描述細節上常有出入。較新的研究資料彙集（包括有出入的不同說法）見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頁31–45。

[121]據公安部「五・一六兵團」專案組負責人1967年9月說：五・一六兵團的頭頭和骨幹二十人，有相同觀點，和骨幹分子一起抄寫大字報、刷大字報、散發傳單的二十四人，被串連過、並表示支持的二十一人。參見1967年9月24日，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的小報第4621號刊登〈公安部有關人員談反革命組織「五・一六兵團」的一些情況〉，轉引自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頁34。

[122]原轉載於上海市上海中學《思潮集》（1968年），轉引自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頁262–266。

[123]〈看，國家政府機關某幾個重要負責人究竟是什麼貨色？！〉，參見紅代會北京鋼鐵學院延安公社編印：《反動組織〈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罪惡活動材料》，1967年8月26日。

[124]1967年5月29日，陳伯達接見紅代會核心組講話、6月3日陳伯達、江青對北京外語學院「六一六」講話，參見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1967年9月至10月。

[125]轉引自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頁42。

[126]中共中央1970年3月27日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承認一些單位的清查存在擴大化的傾向，但是仍要求繼續進行。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以吳德為組長的中央「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統一五・一六專案的清理、審查和核實等工作。

[127]據王年一估計，全國至少有幾十萬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衝擊的人會更多。參見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頁31。高皋、嚴家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版中說，有數以十萬計的無辜人們受打擊迫害（見該書頁289），在香港出版的新增訂版中說直接受迫害的有數百萬人，參見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曾於1971年2月任中央「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組長的吳德在1993年回憶說：北京市清查「五一六」分子，羣眾揭發涉及五萬多人，觸動的有一萬三四千人，辦留宿學習班最多時有三千人。參見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72。

[128]〈中國向何處去？〉，署名：省無聯長沙一中鋼三・一九兵團「奪軍權」一兵，實際作者是長沙一中高中學生楊曦光，成文時間1968年1月8日，見《廣印紅旗》，1968年3月。又見湖南省農業廳《韶山戰團》編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反革命大雜燴——省無聯》。

[129]「省無聯」成立日期據〈「省無聯」關於目前湖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問題的決定〉（1967年12月21日通過），參見湖南省農業廳《韶山戰團》編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反革命大雜燴——省無聯》，頁62–65。另外，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05–311，依據上海市上海中學《思潮集》（1968年），收錄了此文。

[130]楊小凱即楊曦光，楊小凱是文革之前和文革結束以後的名字，楊曦光是文革期間使用的名字。

[131]〈我們的綱領〉，參見《廣印紅旗》，1968年3月。據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04，此文的作者是中南礦冶學院學生張玉綱。

[132]參見湖南省農業廳《韶山戰團》編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反革命大雜燴——省無聯》。

[133]此文署名：省無聯常委周國輝，參見湖南省農業廳《韶山戰團》編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反革命大雜燴——省無聯》。

[134]此文作者是楊曦光，署名：紅中會一中奪軍權一兵，1967年10月，參見湖南省農業廳《韶山戰團》編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反革命大雜燴——省無聯》。1968年4月8日出版的山東大學《紅二三戰報》提到此文時，標題相同。宋永毅、孫大進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一書收錄此文，依據上海中學《思潮集》，題目為〈關於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建議〉。

[135]此文署名：省無聯、紅總、高校風雷外戰部《撓（似應為「攪」——引者）得周天寒徹》戰鬥隊，1968年2月4日，參見湖南省農業廳《韶山戰團》編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反革命大雜燴——省無聯》。

[136]楊曦光的經歷據楊曦光：《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此外，楊小凱（即楊曦光）於1998年接受宋永毅和筆者的訪問，談他的文革經歷。

[137]楊曦光回憶中談到這三篇文章，其中〈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很可能是李文博回憶談到的、北京大學喬兼武寫的文章；另外，〈重建馬列主義小組〉、〈廢除官僚機構〉兩文的情況不詳。

[138]1968年楊小凱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十年徒刑。他在獄中克服困難，自學了高中和大學英語、數理等課程，並對許多經濟問題進行思考。1978年刑滿出獄。1980年楊小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技術經濟研究所任一般研究人員（未定職）。1982年轉至武漢大學任助教，1983年被美國華裔經濟學家鄒至莊挑選、推薦，赴美留學。1983年入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1988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在耶魯大學進行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1988年受聘於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經濟系，三年內接連由講師提為高級講師和教授（Reader），定居澳大利亞。1993年，楊小凱被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選為院士。1994年，他出任美國路易維爾大學經濟系教授、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客座研究員，1995年出任台灣大學客座教授，1996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員。2004年7月楊小凱病逝。

[139]署名：紅中會長沙一中《奪軍權》一兵，1967年11月16日，原載上海市上海中學《思潮集》，1968年，轉引自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12–324。

[140]本文所依據的文本，這裏是「堆徹」，顯然是「堆砌」之誤。

[141]〈我們的綱領〉，參見《廣印紅旗》，1968年3月。據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04，此文的作者是中南礦冶學院學生張玉綱。

[142]「『紅色』資本家階級的階級利益」一句，據湖南省農業廳《韶山戰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反革命大雜燴——省無聯》收錄的文本。《廣印紅旗》，1968年3月的文本此處是「『紅色』資本家階級的階級利用」，文字不通，「用」字應當是「益」字之誤。此文作者是楊曦光，署名：省無聯長沙一中鋼三・一九兵團「奪軍權」一兵，成文時間1968年1月8日，參見《廣印紅旗》，1968年3月。

[143]〈康生同志談湖南「省無聯」〉（1968年1月24日），參見《廣印紅旗》，1968年3月。〈周總理批判省無聯的反動綱領〉（摘要），批判「省無聯」的油印資料，1968年3月10日，編印者不明，封面有「反動綱領，內部參考，嚴禁外傳」字樣。另見〈中央首長接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湖南班全體同志的講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1968年1月24日），收錄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明「記錄稿」。

[144]據〈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見紅代會代表（1968年7月28日〔記錄稿〕）〉，此文本為鉛印，編印時間不詳，估計在1967年8月。

[145]關於「北決揚」的情況，據筆者1998年對魯禮安的訪談及魯禮安提供的資料。另見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羣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209–221、235–239。又見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146]作家白樺（1930–2003），原名陳佑華，1947年參加解放軍，1958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獲改正。

[147]新華工決勝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為捍衛516通知的原則與純潔性而作〉，原載《揚子江評論》總第8期，此文摘要見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49–352。

[148]〈怎樣認識無產階級政治革命〉（1968年6月12日），原載《揚子江評論》總第10期，此文摘要見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53–354。

[149]魯禮安1968年5月在湖北黃石被另一造反派「新派」抓捕，7月被送到武漢監獄，遭長期監禁。1979年被宣佈「免於起訴」，出獄。出獄後先後做過小學代課教師、倉庫管理員、職工教育教師，後就職於一家香港公司在內地的辦事處。

馮天艾在魯禮安被捕後，接替魯禮安主編《揚子江評論》。不久也被逮捕，因「北決揚」案被監禁十年，在監獄中精神失常。1979年底出獄，經治療已痊癒，後因腦溢血導致偏癱。

[150]〈怎樣認識無產階級政治革命〉（1968年6月12日），原載《揚子江評論》總第10期，此文摘要見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53–354。

[151]《決派宣言》（第二草稿），1968年1月25日，此文摘要見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56–358。1968年2月魯禮安起草的「決派」章程，轉引自王紹光：《理性與瘋狂》，頁214。

[152]〈怎樣認識無產階級政治革命〉（1968年6月12日），原載《揚子江評論》總第10期，此文摘要見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53–354。

[153]魯迅大學紅二・三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東風》兵團：〈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初揭反革命組織「渤海戰團」〉和〈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邱黎明〉，山東紅代會魯迅大學紅二三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指揮部辦《紅二三戰報》，1968年3月23日和4月8日。

[154]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從頭越》《迎春到》等34個戰鬥隊：〈揪出小爬蟲邱黎明示眾〉，山東紅代會魯迅大學紅二三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指揮部辦《紅二三戰報》，1968年4月8日。

[155]黎玉（1906–1986），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山東主要領導人之一。1926年加入中共，1936年赴山東恢復中共山東省委，任省委書記，對山東的共產黨、八路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1945年任山東省政府主席。1948年山東土改復查時期，由饒漱石、康生主持，對黎玉進行了不公正的批判（1986年中共中央予以平反）。文革時任第八機械工業部第一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56]姜弘：〈序二：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載魯禮安：《仰天長嘯》。

[157]哈爾濱工業大學「衛無」：〈砸爛舊中國，建設新中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編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反動思潮資料彙編》（二稿），1970年1月。手抄本，頁60–61。在另一個摘抄本的第17頁，此文出處是：哈爾濱工業大學魏、吳反革命集團黑綱領〈砸爛舊中國，建設新中國〉，摘自〈一個反動透頂的反革命黑綱領〉，《新哈工大》，第16期，1968年8月6日。

[158]「衛無」這個筆名與歷史唯物論的「唯物」發音相近，似表示其歷史唯物論立場，同時也許是兩位作者姓氏的合成。

[159]《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

[160]上海中學運動串連會是與張春橋扶植的「中學紅代會」對立的鬆散的中學生串連組織，〈一切為了九大〉的作者是上海中學的學生毛兵，發表於「中串會」主辦的《紅衛戰報》，遭到張春橋和徐景賢等人嚴厲批判，毛兵被關押數年，株連百人。據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421–422。

[161]〈一切為了九大〉文本據上海「《整黨戰線》戰鬥組」為批判油印的材料，油印時間估計為1968年。另見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轉載自上海市上海中學《思潮集》（1968年）的文本。

[162]〈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91。

[163]宋永毅指出：〈一切為了九大〉相對於「新思潮」沒有提供新的東西，被打壓是因毛澤東及其追隨者要恢復舊的國家體制。參見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421。

[164]原載廣西柳州鐵路局「四・二二」派《紅衛兵戰報》，作為批判材料轉載於廣西革命大學主辦：《華大老多》，1968年3月28日。

[165]華新民：〈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網上刊物《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http：//www.cnd.org/CR），第227期，2004年8月23日。華新民在該文中說，他的這個回憶是和倪詩茂等人一起回憶寫成的。筆者讀到華新民這篇文章後，向他詢問了一些事實細節。關於大字報〈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萬歲〉的貼出時間，華新民說是在1966年10月底之前，因為他在11月初就與同學到外地徒步串連了。「紅炮班」成員七人，大字報起草和定稿的「主要責任人」是華新民和倪詩茂二人，二人目前都在美國。

[166]〈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四三戰報》，北京：1967年6月11日。

[167]〈中國向何處去？〉，署名：省無聯長沙一中鋼三・一九兵團「奪軍權」一兵，實際作者是長沙一中高中學生楊曦光，成文時間1968年1月8日，見《廣印紅旗》，1968年3月。又見湖南省農業廳《韶山戰團》編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反革命大雜燴——省無聯》。

[168]〈怎樣認識無產階級政治革命〉（1968年6月12日），原載《揚子江評論》總第10期，此文摘要見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53–354。

[169]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李文博大字報〈公社早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了〉，參見〈把造反兵團「省無聯」式的反動思潮拿出來示眾〉，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主辦：《井岡山》，1968年3月27日。

[170]李文博的筆記，見《紅鏢》編輯部：〈《兵團》「新思潮」的要害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主辦：《井岡山》，1968年3月27日。

[171]〈看，國家政府機關某幾個重要負責人究竟是什麼貨色？！〉，紅代會北京鋼鐵學院延安公社編印：《反動組織〈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罪惡活動材料》，1967年8月26日。

[172]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8月4日），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53–54。此講話收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

[173]參見《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

[174]林彪1966年11月3日講話，參見《人民日報》，1966年11月4日。

[175]〈中國向何處去？〉，署名：省無聯長沙一中鋼三・一九兵團「奪軍權」一兵，實際作者是長沙一中高中學生楊曦光，成文時間1968年1月8日，見《廣印紅旗》，1968年3月。又見湖南省農業廳《韶山戰團》編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反革命大雜燴——省無聯》。

[176]John Welsh, “Shen-wu-lien (sic): China’s Anarchist Opposition,” Social Anarchism 2, no.1 (1981): 3–15，轉引自德里克（Arif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270。

[177]李文博1978年底或1979年初遞交給北京師範大學黨委的申述材料。李文博提供。

[178]〈巴黎公社實行的全面的選舉制〉，《人民日報》，1966年8月15日。

[179]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218。

[180]〈張春橋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2月24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23。

[181]〈我們的綱領〉，參見《廣印紅旗》，1968年3月。據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04，此文的作者是中南礦冶學院學生張玉綱。

第三章

非主流思潮及紅衛兵思潮比較分析

在1966年6月至1968年秋季羣眾運動期間，紅衛兵運動吸引了大多數青年，青年思潮的主流表現為紅衛兵運動中的相互區別和競爭的派別思潮。與此同時，還有為數不多的一些青年以其獨立的視角審視文化大革命，對運動的全局性或某些具體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判性見解。這些觀點或許能夠在某些青年中引起共鳴，但是就總體而言，處於紅衛兵各流派之外的非主流地位，更因為違背文化大革命領導者的意圖而被定為「反動思潮」，遭到批判、關押，甚至殺害，但是他們思想獨立的精神，開啟了良知反叛愚昧的艱難歷程，在1968年以後被愈來愈多的青年思考者繼承。他們批判性的思考，是青年思潮的重要內容。

一 非主流思潮：譴責文化和社會的浩劫

在羣眾運動中，一些青年強烈地譴責文化大革命對文化和社會的暴虐摧殘，其中反對家庭出身歧視、要求平等的觀點與造反派相近，也有人一度參加造反派活動，但是他們相對於文革主流意識形態的獨立批判立場，與造反派的緊跟毛澤東不同，因而不僅遭到文革領導集團的打擊，也被造反派所拒絕或排斥。

1 「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

1966年9月24日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四年級一班女學生王容芬致函毛澤東，不是表忠心，而是提出嚴正的質問。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澤東主席：

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麼？

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着什麼？

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羣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羣眾。

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致

禮！

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一班學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1]

這是1966年9月，紅色恐怖的「紅八月」還在肆虐的時候，在一代青年人比賽似地、由衷地向「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澤東表忠心的時候，王容芬不去質問「黑幫」，而是質問毛澤東，這需要何等的勇氣，更需要何等堅定的獨立思考的精神！

王容芬出生在北京一個生活貧寒的「資本家」家庭。父親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開了個乾鮮果品店，在她還不記事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由母親接手經營。1956年公私合營後母親交出店舖，當了國家職工，以每月十三元的工資養活王容芬兄妹三口之家，生活貧苦是不必說的。[2]

1962年學習成績優異的王容芬被學校保送到北京外國語學院，還加入了共青團。這在那一代青年當中，尤其是在資本家出身的青年當中，已屬幸運。她對毛澤東的批評不是出於對政權的仇視，而是對祖國、對人民命運的深深憂慮。

王容芬的專業是德語，有機會接觸反省納粹德國歷史的資料。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她眼見了學校裏發生的種種暴行：學院黨委書記，十七歲就參加革命、對學生心地善良的「基督徒式的共產黨員」[3]被鬥爭，陳教授夫婦、校醫務室黃醫生夫婦不堪凌辱而自殺。「破四舊」之風颳起，她在學校附近僻靜的湖南公墓齊白石墓地讀書，見到本校學生在墓地砸「四舊」，心情沉重：這是什麼革命？這簡直是她讀過的《馬門教授》中納粹歷史的重演。她參加了1966年8月18日羣眾大會，聽了林彪的講話，覺得和她聽過的希特勒的講話錄音，沒有什麼區別。她感到「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髒，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說的話說出來！」於是，她寫了上述給毛澤東的信，抄寫數份，分別郵寄給中共中央、毛澤東本人、共青團中央、中央團校等六、七處。發寄之前到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行注目禮，然後身揣一份那封信的德文譯文，在蘇聯大使館附近，邊走邊喝下四瓶敵敵畏殺蟲劑，向大使館方向走去，期待以死抗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能被世界知道。

然而，王容芬沒有死，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隨後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關進看守所、監獄，這年她十九歲。關押了近十年後，到1976年1月8日才被判處了無期徒刑。1979年3月，北京中級法院為她的案子改正。釋放時讀宣判詞：「出於對林彪、『四人幫』的無產階級義憤⋯⋯」王容芬立即聲明：「我沒有反『四人幫』。」重獲自由之後，王容芬翻譯多部德文名著，包括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著作。據2003年的資料介紹，王容芬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資深研究員，現居德國。[4]

年輕的王容芬

從現有的資料看，王容芬的言論沒有多少理論色彩，她的思考是質樸的，在一個說出不同聲音要以青春和生命作代價的年月，她以必死的決心講出了真話，指出了人人不敢講的事實，從而具有思想意義。文革期間青年人的許多思考，以現代人的眼光，從人類思想史的角度評論，沒有什麼超乎中外前輩思想家的創新，但是，在那個割斷文明歷史、封閉國人視聽的時代，卻又是振聾發聵的，是漫漫長夜裏的星星之火，給他們帶來希望，說明這個民族的精神還沒有完全死滅，還有光明的希望。世界愈是黑暗，這一點星火愈是可貴，它的價值不是以學院式的價值能夠衡量的。王容芬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在王容芬發出致毛澤東的信之後四天，1966年9月28日，上海青年工人劉文輝撰寫了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於10月1日從杭州匿名郵寄給全國十四所著名大學。據回憶，文章反對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譴責文化大革命瘋狂迫害民眾、窮兵黷武、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甚於秦始皇。11月26日劉文輝被捕，1967年3月被判處並執行死刑，時年三十歲。[5]

王容芬和劉文輝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敢於挺身而出進行無畏抗爭的悲壯典型。

2 遇羅克為尊嚴與平等權利而吶喊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血統論」甚囂塵上之時，北京一位青年工人遇羅克發表了〈出身論〉等文章，勇敢地為因家庭出身而被侮辱、被歧視的青年爭取平等權利，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為此，他獻出了二十七歲年輕的生命。遇羅克的思考，是中國青年思潮中閃光而悲壯的一頁，他的〈出身論〉被譽為「黑暗中的人權宣言」。[6]

（1）遇羅克的經歷

遇羅克1942年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曾留學日本。回國後父親任工程師，母親與友人合股創辦一家小鐵廠，為工商業者。1957年父母雙雙被錯劃為「右派」，父親被送去「勞動教養」。[7]

遇羅克天資聰敏，才華出眾，品學兼優，但是「右派」、「資本家」的家庭出身，使他飽受歧視。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後，他在學校的「操行評定」就變成了標誌落後的「中」等。1960年高中畢業參加高考，他一向成績優秀，卻沒有被任何大學錄取。1962年他以社會青年身份報考高校，又遭所在農村生產大隊領導刁難，被卡住檔案，再次受挫。這種由家庭出身帶來的不平等對一個志存高遠的青年人的精神打擊是不難想像的。

1961年2月，高中畢業的遇羅克報名到北京郊區的人民公社作了農工，1964年回城做臨時工，1966年6月到北京人民機械廠當學徒工。在社會底層的這些年月，遇羅克經歷了精神的痛苦，體力勞動的磨練，體察了世間萬象，他以頑強的毅力加倍刻苦自學，與命運相似、志趣相投的朋友交流學習心得。遇羅克失去了接受正規大學教育的機會，卻也得以擺脫當時學校教育中日益嚴重的「左」傾政治教條的灌輸和干擾，保持了自由思想的空間、獨立思考的習慣，以及珍重和吸取中外優秀文化遺產的傳統。他的精神世界在這個充滿艱辛坎坷的「社會大學」中一步步鑄成。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開場鑼鼓，但是在一個短時間內報刊還擺出學術批判的姿態。初出茅廬的遇羅克撰寫了三篇文章，批評學術問題上姚文元的觀點和霸道作風，投稿《紅旗》雜誌、《北京日報》、《文匯報》。1966年2月13日，上海《文匯報》經壓縮，在第四版發表了他的文章，題目改為〈和機械唯物主義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文章反對姚文元的論調，提出：「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頌」，而「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於思想界中的機械唯物論的傾向。我覺得和這種傾向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

1966年8月下旬，紅衛兵的「紅色恐怖」肆虐北京。遇羅克的母親被所在工廠關押。遇羅克為避免災禍，燒毀了自己保存多年的幾本日記、文稿和信件，只留下一本最新的日記本，捨不得毀掉，交妹妹遇羅錦幫助隱藏起來。遇羅錦把哥哥的和自己的日記本藏在天安門附近勞動人民文化宮前面一個平日冷清的處所，不料正趕上毛澤東將要接見紅衛兵，對天安門附近嚴加檢查，遇羅錦藏匿的東西被人發現，上交公安部門，成了兄妹二人反動思想的「證據」。二人被各自單位批判、關押了一段時間。[8]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開以後，家庭出身問題上的歧視變本加厲。紅衛兵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階級路線」，對「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和青年，毫不掩飾地實行侮辱和迫害。遇羅克寫了長文〈出身論〉，勇敢地站出來反擊這個「階級路線」，提出：一切青年，不論其家庭出身如何，都應當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社會權利。文章1966年7月初稿，9月定稿，11月修改，陸續油印散發。10月開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支持批判「血統論」，遇羅克有了發表文章的機會。1967年1月，一些擁護〈出身論〉觀點的北京中學生創辦了《中學文革報》，以遇羅克為主筆和思想領袖。遇羅克先後在《中學文革報》以及《中學論壇》用「北京家庭問題研究小組」等名義，發表了數篇批判「血統論」的政論文章，其中刊登〈出身論〉的《中學文革報》創刊號和特刊先後印刷十萬餘份，〈出身論〉由此不脛而走，傳遍全國。

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不會為遇羅克這樣的獨立思想者提供多少言論的機會。遇羅克可以講話的時間並不長。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講話，稱遇羅克的〈出身論〉「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用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論，煽動部分青年對黨不滿，向黨進攻。」他要求造反派批判這個「反動思潮」。[9]在此之前，《中學文革報》已被迫停刊。遇羅克五次上書毛澤東，報告〈出身論〉的主要觀點，批駁對他的污蔑，均沒有回音。1967年底，遇羅克在「1968年讀書計劃」中寫道：「從〈出身論〉一發表，我就抱定了獻身的宗旨。⋯⋯歷史會看到，在躍進了一個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封建的意識還怎樣廣有市場，和它戰鬥還會有多少犧牲。」[10]幾天之後，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逮捕。

遇羅克因思想和言論入獄，在獄中不向強權屈服，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70年3月5日被害時，遇羅克年僅二十七歲。文革結束後，1979年1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經覆查，發佈再判決書，宣告遇羅克無罪。

（2）冷眼看文革

遇羅克那本文革間落到公安局手中的日記，是他最後的一本日記，記錄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的思想。遇羅克的日記與當時思想教育部門提倡的，以「思想革命化」為特徵的「革命」日記截然不同，被當作「反動思想」的罪證。今天我們讀到的遇羅克日記片段，是文革結束以後，報道遇羅克事跡的記者從公安局的檔案中抄錄的部分內容，時間從1966年1月初至8月底。這雖然不是遇羅克日記的全貌，卻使我們能夠看到遇羅克獨立思想真實而可貴的一面。

抨擊時弊，反感個人崇拜

在已經發表的遇羅克日記片段中，沒有當時青年思想中常見的、對領袖的無限景仰之情的表露，有的是對當時政策的批評、對個人崇拜的反感和不屑。這不太像文革後記者摘抄時的選擇性取捨，而很可能就是遇羅克思想的真實表露。[11]

1966年2月6日，遇羅克寫下了對當時基本治國政策的批評：

那時（應當指五十年代——引者注）我國對外積極爭取和平⋯⋯對內則受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影響，致力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致使國家建設欣欣向榮、國外頗孚眾望。治國者庶幾可以無為而治矣。今天則不然。過分強調主觀因素，忽視物質條件與既成事實，治國者手忙腳亂，被治者日以繼夜，但成績卻不理想。54年尚可公佈預決算，今天連公佈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

對於當時官方有組織地推行個人崇拜之風，遇羅克在5月3日的日記中說：「共青團中央號召，對毛無限崇拜、無限信仰，把真理當成宗教。任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所謂無限是毫無道理的。」

在官方意識形態強力推行個人崇拜和「左」的政策，大多數青年以至眾多知識分子喪失獨立思考的時候，遇羅克的批判表現出那個時代中國人稀缺的精神氣質——思想者的獨立人格和勇氣。

對文藝政策的批評

酷愛文學藝術的遇羅克，在日記裏記下了對當時文藝界的批判運動及「左傾教條主義」的文藝樣板的反感和獨立見解。對當時遭重點批判的田漢改編的京劇《謝瑤環》，遇羅克評論道：「《謝瑤環》劇本文學性強，亦足具藝術魅力，今以左傾教條主義誹謗之，以過火的政治論之，則幾成大惡不赦矣！」（2月7日）[12]

5月14日，他為電影《舞台姐妹》的被批判鳴不平：「看了受批判的電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說的（說的是解放前國民黨禁演《祝福》）：『連這樣的戲都不讓演，還讓演什麼呢？』」

對於當時受褒獎的革命文藝作品，遇羅克清醒地指出其種種流弊：「去看《地道戰》，以後的電影，一定離不開讀毛著的鏡頭了。愈來愈滑稽。⋯⋯」（2月15日）「看芭蕾舞劇《白毛女》。⋯⋯就其所費的人力和所取得的效果相比較，是所得甚微的。⋯⋯每逢抒情就縮手縮腳。⋯⋯重事不重情，當今藝術之流弊。」（5月1日）

遇羅克的這些言論寫在文藝界黑雲壓城的時刻，一反當時某些文化知識界頭面人物的趨勢苟且，堅持了對藝術的良知和冷靜的分析。

《白毛女》演員合影

面對政治運動，保持獨立分析和批判立場

文革之初，領導部門安排工農兵代表出來表態，參加批判「三家村」，遇羅克對這種把工農兵當作政治工具的做法，很不以為然。他在5月13日的日記裏寫到：「文化革命，鬧得不可開交。滿都是『工農兵發言』，發出來的言又都是一個調門。我想這次假使不是反對鄧拓，反對的是姚文元，只要報紙上說姚是反革命，那麼，這些『工農兵的發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他對報刊發表的批判資料有着自己的獨立分析。「詳讀《人民日報》發表的吳晗、胡適的通訊，實在是一般學術問題，且有相當民族感情，可惜謬解。」（6月3日）

他對羣眾運動的盲目性有清醒的觀察。6月4日他寫到：「市委易人⋯⋯大家當然都擁護黨中央的決定，但誰也不知彭真、劉仁到底犯了什麼錯誤，吳德又是何許人也。看來，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會同樣敲鑼打鼓的。——熱情帶有極大的盲目性」。

遇羅克對運動中出現的羣眾鬥爭領導幹部的活動，有其自己獨立的觀察和分析，儘管是初步的認識，卻抓住了諸如幹部與羣眾矛盾、高層鬥爭與基層幹羣矛盾的差別等關鍵性的問題。他寫道：

開全廠大會，宣佈中央兩個文告，今後運動方向是直指當權派⋯⋯所謂當權派云云，亦可證明，這根本不是什麼階級鬥爭，而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為什麼羣眾「哄」起來？那是積了多年的怨氣，這次導而發之。正因為客觀上解決了這兩個階層之間的問題，社會才得以進步，才能出現某些大快人心的現象。可是，又因為口號提得不中肯，宮廷政變迅速，致使準備不足，而是呈現混亂狀態。總之，這跟文化毫無關係，也跟階級毫無關係。（7月29日）

不久，遇羅克所在工廠鬥爭當權派，他記下了自己的觀感：

下班參加一車間聲討宋玉鑫的大會，宋相當沉着⋯⋯會上下雨了，羣眾多一半都找到了傘或是避雨的地方，宋挨淋，我若有傘我就想去給他打一下。魯迅說：「敢摸着叛徒屍體痛哭的是中國的脊樑」，⋯⋯我同情他嗎？不，我對他養尊處優⋯⋯以空頭政治來刁難人，為一己私利服務，是恨之入骨髓的。⋯⋯但是，我決不同意羣眾言不由衷地質問：「你為什麼刪改八條？為什麼不讓我們學毛著？為什麼不接受印刷毛選的單面印刷機？」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過，⋯⋯把幹羣拉到敵我矛盾上來，害處多麼大呵，既制不服對方，又說不服自己。為此讓他淋大雨，豈不枉哉？（8月3日）

由此看來，第一，遇羅克對這位領導很有批評意見，甚至「恨之入骨髓」；第二，他反對羣眾鬥爭所持的官樣的政治理由，而認為這種鬥爭是把屬於人民內部的幹羣矛盾當成了敵我矛盾，非常有害。在1966年夏季，對政治和社會矛盾能有如此清晰洞察者實在是鳳毛麟角，難能可貴。在後來的一篇日記中，他談了另一點感受——對那位當權派的氣節表示欽佩：「晚間開會鬥宋玉鑫，但宋始終不承認自己是黑幫。這種氣節是值得學習的。假使他認為是對的，就是死也不能說是錯。革命，只能信託給有氣節的人。」（8月8日）

鼓吹「血統論」的老紅衛兵一出現，遇羅克就對其作為表示憤恨和蔑視。

近來聽說「紅衛兵」，亦即中學生，身穿軍人服，戴領巾⋯⋯都是革幹子弟，今天給我們送來一張大字報，「資產階級狗崽子」等詞出現了好幾處。說有人對他們行兇了。⋯⋯誰敢哪？這都是流氓把戲罷了！⋯⋯實在太囂張了。（8月5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樣子，各種紙條貼滿牆壁，門前字號全砸了。榮寶齋遭到最大的浩劫。還有人聲言，要燒北京圖書館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書。⋯⋯據說紅衛兵砸人的家，理由是沒有主席像，或在像後面放了別人的像，翻到翻譯小說就燒掉，好一個焚書坑儒。（8月23日）

隨着形勢迅速惡化，遇羅克想到了自己面對嚴峻局面的原則：「我想，假若我也挨鬥，我一定要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這段寫於1966年8月26日的話，是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最後一篇日記，也許就是他的最後一篇日記。此後三年多時間，他以自己的青春熱血實踐了這個諾言。

遇羅克1966年1月至8月的日記展現了一個「對現實不滿」、與狂謬現實抗爭的青年思想者的精神世界。他遭受了社會的不公正待遇，經歷了艱苦生活的磨礪，保持了獨立的人格尊嚴，對當政者多有批評，與來勢洶洶的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他深切地關懷着社會的平等和公正、人民的命運、民族的文化藝術，不向強大的壓力屈服，為受傷害者伸張正義，鐵骨錚錚。

（3）〈出身論〉：為人的尊嚴和平等而冒死吶喊

遇羅克撰寫〈出身論〉等文章，向「血統論」宣戰，義無返顧地為受「血統論」歧視、壓迫的青年爭取尊嚴和平等權利。遇羅克毫不含糊地指出：那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作用；說穿了，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遇羅克強調，家庭出身不同於本人「成分」，共產黨的政策是「重在表現」。他說：「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賜的團結，不能夠只作人家的外圍。誰是中堅？娘胎裏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力，我們一概不承認。」[13]

在以後的文章中，遇羅克進一步提出：

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我們講革命同志之間的平等，不是從策略上考慮的。這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不是要你委曲求全，恩賜給人家平等，而腦子裏還認為比別人高出一頭。那是假平等！我們認為一個人是不是比另一個人優越，不在於他的出身、不在於他的性格、不在於他的年齡，而在於他的表現。[14]

這裏，遇羅克提出了他最有價值的命題——平等，即所有的青年在就學、就業、個人發展、人格尊嚴、政治待遇、社會地位等方面應當一律享有的平等權利。它不應因為家庭出身不同而有所區別，差別只存在於後天的努力；這是中國青年應當理直氣壯地享有的權利。但是當時一部分青年的權利卻因為父母，而不是本人的原因，被以「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的名義剝奪了，而且不准提出異議，誰提出誰就是階級立場有問題。

實際上，在文革之前早已經存在出身問題上的不平等和歧視政策，長期被當作階級路線予以貫徹，並且隨着黨內「左」的路線的發展，日益嚴重。遇羅克不僅批判老紅衛兵的「血統論」，而且借批判「修正主義」之名，揭露文革前的歧視政策，稱其為在製造「新的種姓制度」。

遇羅克勇敢地蔑視由來已久的家庭出身歧視、文革中登峰造極的「血統論」以及血緣傳承的社會政治特權，據理力爭所有青年本應當享有的平等權利，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老紅衛兵曾經是「血統論」的最狂熱鼓吹者，也是遇羅克的最激烈反對者。1967年初，當遇羅克有條件在小報上發表文章的時候，老紅衛兵已經喪失了往日的威風，但是仍不願放棄以「階級鬥爭」掩飾的優越和特權地位。

1967年1月，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表文章〈評《出身論》〉，斷定〈出身論〉是一株大毒草。文章稱：〈出身論〉作者的錯誤，關鍵在於「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階級鬥爭這條綱」。文章反對遇羅克提出的平等要求，堅持工農子女和幹部子女在就學、參軍、擔任機要工作等方面天經地義地應該享有優先權，不能平等。文章最不能容忍的是〈出身論〉呼籲「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斷言這是「反動剝削家庭出身的人」「要造反，要翻天」，即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階級報復」。[15]

造反派對〈出身論〉的態度十分微妙。造反派學生尤其是中學生，大多有受「血統論」歧視迫害的經歷，很多中學生造反派組織就是在批判「血統論」的過程中成立的。他們反對「血統論」，但是又沒有擺脫正統教育的深刻影響，認可家庭出身——這個前提的不平等，寄希望於通過「重在表現」來救贖，認為這是對革命事業的忠誠。

因而，造反派中許多人內心與〈出身論〉對家庭出身歧視的譴責有某些共鳴，同時又感覺遇羅克的觀點過於激烈，不符合黨的「階級路線」。造反派的主流思想是認為「血統論」和〈出身論〉從兩個極端違背了「黨的階級路線」，從而主張既反對「血統論」又反對〈出身論〉，但是，對〈出身論〉的批評有程度上的不同。

溫和的或穩健的造反派堅持文革以前實行多年的「階級路線」，堅決地批判〈出身論〉，認為它否定了黨的「階級路線」。他們認為：黨的政策是「一有成分論，二不唯成分論，三重在表現」，而在三條當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一條是有成分論。[16]他們不同意以社會影響的共同性淡化以至忽略家庭影響的差別性，強調：「一個反動家庭的思想意識與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水火不相容的」，不能否定不同家庭帶來的不同的階級烙印，絕對不能允許「把所有不同的家庭影響拉到一個水平線上來」。[17]

激進的造反派不贊同〈出身論〉，但是他們的不少論述實際上比較接近〈出身論〉的觀點，即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家庭出身對青年來說，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本人的表現。署名「第五研究小組」的文章〈論出身——批判出身問題探討中的若干錯誤思想〉代表了這樣一種意見。文章與〈出身論〉一樣嚴格區別「出身」和「成分」兩個概念，這就動搖了長期以來在家庭出身問題上以籠統的「一有成分論，二不唯成分論，三重在表現」政策給青年造成的壓力。文章說：今天，出身和成分關係不大。「今天的青年人，是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消滅了私有制的新社會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出身剝削階級的青年本身沒有剝削的罪惡，是處在一個新的階級地位之中。他們受了黨十幾年的教育，經歷了社會主義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的考驗和鍛煉，絕大多數已經和他們的老子有本質的不同。⋯⋯因此，出身就只成為影響表現的一個因素，而不是決定的因素。」

文章同時肯定家庭影響的階級性：「家庭影響同一切意識形態一樣，有着鮮明的強烈的階級性。革命的家庭，其影響基本上是好的，是無產階級的。反革命的家庭，其影響基本上是壞的，是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家庭的影響，基本就是小資產階級的。這是階級鬥爭的必然規律。」這些看法與遇羅克有差別，但是文章又說：

對於不同出身的青年來說，階級出身是給他們打上不同的烙印的，但這不起決定的作用，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他們的努力（人是能夠選擇方向的），是他們努力掌握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光輝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作一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出身不好受到壞的家庭影響的青年，只要認清了這一點，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佔領自己頭腦中的一切陣地，徹底清除頭腦中的壞影響，與反動家庭從思想上徹底決裂，那麼他就完全可以成為一名堅定的左派，他就完全可以成為一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18]

1967年2月至3月，遇羅克最後發表的三篇文章，主要是與造反派，特別是造反派中的溫和派進行辯論。

遇羅克，是中國“文革”中爲堅持真理而獻身的英雄

應當承認，造反派文章所說「家庭影響是整個社會影響中的一個強大的因素」是客觀事實，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家庭影響的差異是否應當作為不平等的依據，是不是應當淡化直至忽略家庭出身。血雨腥風、你死我活的戰爭年代和社會激變時期，對敵對階級子女的警惕雖然有失公道但尚可理解。然而隨着政權的穩定和和平建設的到來，不是淡化而是強化由家庭出身造成的不平等，那就是明顯的荒謬了，並且令人懷疑在堂而皇之的革命外衣之下是否另有所圖。不幸的是，當時的正統意識形態為不公平的現實製造了種種「理由」。一切公開論辯只能在正統話語體系中進行，這令遇羅克對很多問題難以直言。

遇羅克呼籲的所有青年政治待遇和社會待遇的一律平等，在今天看來，是對人權的呼喚。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中國，人權被認定是資產階級的觀念，幾乎從教科書上消失，致使一兩代人不知人權為何物。但是人們對人的基本權利的要求並沒有因此而消失。遇羅克雖然沒有使用「人權」這個詞，但是他為之拼死奮鬥的維護人格尊嚴、保障全體青年享有平等的社會和政治待遇等要求，分明是爭取人的平等社會和政治權利，人的發展權利，一句話是人權。遇羅克的言論是確鑿無疑的有中國特色的人權觀念，是當今中國人權事業不可抹殺的一頁。

遇羅克清醒地看到，竭力宣揚並從那個「血統論」或曰「階級路線」中實際受益的主要是領導幹部子女，從而尖銳地提出反對特權的命題，並以此作為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核心內容。為反駁清華附中紅衛兵，遇羅克撰寫〈「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他在文中尖銳地提出了特權的問題。他說：聯動的主要成分是「沒有改造好的高級幹部子女」，「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統治着教育部門的時候，給高幹子女安排了養尊處優的社會地位，造成了一個新型的少爺階層」。「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控制宣傳和文化部門的時候，也拼命造就這些青年的貴族心理。」遇羅克的結論是：「聯動的騷亂告訴我們：沒有改造好的高幹子女是資產階級復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繼承人。」

在這篇文章中，遇羅克發揮了他所謂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概念：老紅衛兵、聯動「的確不希望蔣介石回來，的確不希望原來的資本家重新做經理。但是，復辟不等於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屍。赫魯曉夫復辟，沙皇尼古拉並沒有上台；鐵托復辟了，貝爾格萊德有限股份公司股東並沒有被找回來當經理。同樣的劉鄧陶彭羅陸楊等等篡權分子，也並不打算請蔣介石回來實行獨裁，也並不讓原來的剝削分子發號施令。難道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還不夠用嗎？」顯然，遇羅克所說的「復辟」主要是指以革命名義出現的特權階層掌握政權，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普遍議論的話題，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屢遭垢病的問題。遇羅克的分析與激進造反派類似，並表述得更加透徹，從中甚至可以看到極左「新思潮」的影子。

在文化大革命主要矛盾的問題上，遇羅克的分析也類似激進造反派的觀點，且更明確。他說：「文化大革命階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呢？是像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和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嗎？是像土改時期，地主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嗎？是像反右鬥爭時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廣大革命羣眾之間的矛盾嗎？是像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嗎？不是，都不是。固然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這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根據「十六條」，「在目前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羣眾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間的矛盾。」[19]

遇羅克猛烈抨擊幹部子女特權的觀點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不可避免地帶着三十年前的時代局限，帶着毛澤東晚年思想影響的清晰烙印、對幹部子女的深刻成見。他反擊「血統論」時所運用的某些概念和觀點，例如：關於「特權階層」的概念、關於「新生資產階級」的概念、關於運動「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羣眾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間的矛盾」的觀點，是當時幹部羣眾普遍熱烈討論的話題，也是造反派偏愛的觀點。遇羅克是在權宜利用，還是相信這些觀念，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尚待進一步考察，清楚的是他的論述不是為進行黨內鬥爭服務，而是為了研究社會問題，批判「血統論」，因而與造反派有所差別。

遇羅克是在1966至1967年紅衛兵運動高潮期間，與造反派的思想不同而又有交集的非主流思想者，他的思考有其深刻之處，也可見到偏頗。遇羅克不是以文革前的正統觀念批評文革的主流思想，也沒有反對林彪、江青，他的言論謹慎地聚焦於文革之前就業已存在的家庭出身歧視政策，他的核心訴求是爭取平等權利。遇羅克被譽為思想解放的先驅，他的可貴之處是獨立思考的精神，當時具有這樣精神的青年為數極少，但是開啟了這一代人的思想道路。

3 「中華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

上海青年王申酉在文化大革命中系統深刻地批判中共黨內「左」傾錯誤，為此遭殺身之禍，是為探索真理而獻身的優秀青年思想者。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他就指出：這是一場「大動亂」，是中華民族的「浩劫」。

王申酉1944年8月出生於上海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他家境貧寒，學習勤奮，1962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王申酉在日記裏如實記錄了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和思考、追求和困惑，其中某些敏銳深刻之處觸犯了當時的政治禁忌。1965年，在校外參加「四清」運動時，他的日記被學生幹部看到，隨後被彙報到黨委。於是，他被視為政治思想有錯誤的學生。學校黨委指示對他進行批評，做「思想轉化工作」，之後未作處理結論。[20]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王申酉反感運動對文化教育界的破壞。造反派興起之時，他也寫過批判原華東師大黨委書記的大字報，參加了一派紅衛兵組織，並因組織能力強和言辭激烈而被推舉為頭頭。他還參與過本校一份紅衛兵小報的編輯工作，參加過上海市紅衛兵炮打張春橋的活動。不久，對立派學生貼出大字報，攻擊他寫過「反動日記」，加上他感到運動愈來愈背離自己的初衷，於是退出了運動。

1980年在覆查冤案的過程中，《人民日報》資深記者金鳳等人在公安局抄錄了十多萬字的資料，包括王申酉1959至1967年的日記。這部曾經給王申酉帶來麻煩的日記，留下了一位青年的真實思想記錄。本節僅涉及文化大革命最初三年王申酉的思想，而王申酉最主要的思想探索是在紅衛兵運動結束以後，本書將在第七章「四五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以專章另做詳細考察。

（1）文革前的觀察與疑慮

摘抄自公安局的日記提供了了解王申酉1959至1967年，即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思想的窗口，雖然這窗口十分狹窄，但是仍然可以窺見一個熱愛科學、誠實正直、富於獨立思考精神的青年的內心世界。

王申酉日記是他見聞和真情實感的忠實記錄，其中有志向的追求、是非的判斷、思想的疑慮和憤懣，也有矛盾和動搖。在文革前，他已經對正在膨脹的「左」的錯誤有了一定的警覺和批評，這是他的可貴之處，也為那個時代的官方正統思想所不容。王申酉的日記是理解王申酉和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資料。[21]

不滿愈來愈「左」的教育和文化政策

「文革」前夕，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和政治路線指導下，進行了教育改革和文化批判。王申酉熱愛科學，不滿政治衝擊業務學習和空頭政治，不滿日益嚴格的思想控制。

1965年，「教育改革」已經嚴重地衝擊了業務學習，王申酉在日記裏寫下自己的憂慮：「自從『教學改革』以來，教育是一塌糊塗，倒退了好幾年。」（1965年5月9日）「我弄不懂為什麼多鑽一些業務知識，也可能影響對共產黨的忠誠程度而被輕視和反對。」（1964年10月23日）

王申酉出身於工人家庭，但是出於良知，對學校裏日益嚴重的家庭出身歧視感到不安。他寫道：「共產黨儘管口裏大喊平等一切出身的同學，但同時讓工農子弟在實驗上給了優先權。我要說，我們這幾個工農子弟如果厚着臉去享受這種額外權利，內心是不安的。」（1965年5月11日）

他對日益荒唐的文化禁錮政策感到憤慨：「萬萬想不到《外國名歌二百首》及其續編已列為禁書」（1964年7月1日）。

英年早逝的王申酉

清醒地看到中央的政策失誤

王申酉從身邊的事實，看到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政策的嚴重失誤。1963年5月4日，他在日記中道出自己的怨氣：「馬列主義愈來愈窮，修正主義愈來愈『富』，連牙膏、草紙都憑票，只有我們國家才做得出來。」他清楚地意識到，經濟困難的根子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他寫道：「今天談人民公社，又想起了七、八年前吃飯不要錢的食堂，而今落得遺臭萬年。三面紅旗一舉出，三年困苦來降臨到六億人頭上。」（1965年5月12日）他不僅批評經濟政策，還看到了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惡劣影響：「毫無疑問，中共在十五年中所有的建設方針並不多是正確的，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失調，五八年在經濟上，五七年的反右鬥爭在思想上直接造成了三年的舉國災難。」（1964年10月24日）

開始思考制度性的弊病

早在1964年，王申酉就對思想禁錮、對外封閉等源於全能主義體制的重大政策失誤有所覺察，在日記裏記下了自己的分析和憂慮。他讚賞共產黨和毛澤東以天才的領導藝術，團結了六億中華兒女，恢復了中國人民的民族尊嚴，使停滯了數百年的中國歷史重新得到輝煌的發展，但是他沒有與同時代的眾多青年那樣，止步於此，並忙不迭地予以歌頌。他沒有放過社會弊病：與精神和物質的高度集中相關的，是對人民思想和行動的壓抑、物質的匱乏、整個中國的封閉。可以看出，他心中是矛盾的。他寫到：「取得這崇高的、輝煌的成績是要付出難以想像的巨大代價的。六億人民完全必須受到空前的思想及行動上的壓抑，要不顧一切地拚命立起來。六億五千萬人民的身上凡是可以抽出的有價值的東西都須被並幾乎已被集中起來了。人除了獲得最低的生活條件以外，一切剩餘價值都被點滴地集中積累着，以便將這點滴的東西匯合成大量的資金，從而通過最合理最有效的途徑去使用，獲得更多更大的物質基礎材料。用來建設，用來保衛自己。」領導者「使用某種的理論要求人民忍受精神與物質上的窒息。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的最大成功的妙竅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是不是我實在說不出）在共產黨統治區與非中國共產黨區之間築起一道新聞封鎖線，這是一道據《Inside Red China》[22]作者所說的『無形的但是極其牢固的長城』，在二十世紀的世界通訊事業極其發達的今日要求近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與世界隔絕起來實在是一件極其困難的工作，但這被成功了。舉國上下只能存在一個思想、一個政體、一個力量。當然這是鞏固政權的、不至崩潰的極其必要的步驟」。王申酉憂慮地寫道：「完全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人的腦袋。這恐怕是完全空前絕後的。在六萬萬人的、佔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陸地上以一個同類生物的思想作為神聖的意志來主宰一切。這一成功實在是難以想像的。」（1964年9月19日）在王申酉寫下這些日記的1964年，很多人還沒有對思想禁錮、個人崇拜的嚴重危害有足夠的警覺，還在爭先恐後地為「紅太陽」唱讚歌。1966年的「文革」，證實了王申酉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把「紅太陽」捧到天上的人們最終嘗到了被陽光火燒、灼烤的滋味。

1963年，王申酉也對新中國社會的不公平有所體察：「我特別同意在國家裏實行平等，在我們國家裏，還存在着『革命』功臣與廣大平民的不平等。」（6月26日）

王申酉的這些感想，主要來源於平日的觀察和體驗，也許參考了西方友人的見解，當時許多真誠的西方左派人士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就和弊病正是懷着這樣的矛盾心理。不必說，王申酉的這些見解在「文革」前的青年中是相當超前的。

（2）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與反省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王申酉在日記裏記下對運動中許多現象的憂慮和譴責，也記下了自己的反省，他稱這是一場「大動亂」，是中華文明的「浩劫」。

反感個人崇拜，質疑毛澤東的正確性

王申酉擁護共產黨、尊敬毛澤東，但是並不因此而諱言共產黨的錯誤，贊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1966年5月14日，王申酉為中國含有熱核材料的核實驗成功而興奮不已，在日記中寫下對毛澤東的敬仰：「世界各國聯合起來遏制中國，反而激起了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決心，反而造成了中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地位。⋯⋯從這一點來說，我十分感激毛澤東，全中國每一個人也應該感謝毛澤東，是他締造了一個強大的中國，是他喚醒了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但是一個月後，他對社會上猛烈升溫的個人崇拜提出了批評：「我相信『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惡劣影響是嚴重地彌漫着中國的。」（1966年6月16日）「現在報紙上更神化了，什麼『無限敬仰』、『無限信任』、『無限崇拜』，為什麼不說『無限迷信』呢？今後看來，每天要讀二小時以上的聖旨。」從這裏可以看到，王申酉對毛澤東的「感激」、「崇拜」是有條件的，那就是領導人民建立了中國的世界強國地位，而對於那種「無限」的、無條件的個人崇拜，把毛澤東的話當「聖旨」一樣「迷信」的作法是他不能接受的。

隨着運動瘋狂和非理性一面的進一步展開，王申酉對毛澤東本人的質疑也在增長。1966年8月18日，北京舉行百萬羣眾大會慶祝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第一次戴上紅衛兵袖章向狂熱的羣眾招手。次日，王申酉寫下了這樣的感想：「古今中外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如此瘋狂的大獨裁者，但越獨裁，越搞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最聽不見別人的話，也越受孤立，現在真是『眾叛親離』的時候。」王申酉對領袖的某些用語很不恭敬，但是他的憂慮無疑是深刻的。

他在日記中寫道：1961年以來，在林彪推動下掀起的全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高潮，是「在六萬萬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時代類似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1967年4月16日）。

批評文化教育領域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四五個月，運動主要衝擊文化教育界，其態勢很像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王申酉對此感到惶惑、反感。他在1966年5月25日寫道：

自去年以來，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極其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許多所謂老作家、歷史界權威之類甚至有權的學者的政治生活和藝術生命都成了刀下之鬼。中國共產黨是在幹着一場極其空前、極其史無前例的事，它把中國引入一條與全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帶着不知所措、惶惑的心理看着它將如何發展下去。我很知道，在這場「革命」中，我也是罪劫難逃的分子。⋯⋯要使中國富強難道非要這樣辦不可嗎？從此以後，中國將與整個世界隔絕起來。

對鄧拓等一些人的批判鋪天蓋地而來，王申酉「從頭到尾」認真地閱讀之後，認為這些被批判者確是不滿現實，然而正因為如此，應當尊敬他們，而不是譴責他們，因為「他們的骨氣是硬的，中國很需要有這樣的人物」。「我是一個血性青年，不是無聊的應聲蟲，不是為了上升而昧着良心盲從的、有魄力的剛強的人。」（1966年6月16日）在文革初期寫下這樣的話，需要有逆狂潮惡浪的膽識。他自己承認，並且也不向領導隱瞞：「我對這個社會曾有過危險的叛逆思想」。這種「叛逆思想」是獨立精神的表現，是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歷次政治運動的打擊和思想改造中幾乎損失殆盡的寶貴精神素質。

他在1966年7月11日日記中談到了思想的苦悶：

這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整個文藝界、意識形態界、文教科技界進入了癱瘓階段，當然也蔓延到其他各界去了，三年前這些部門相對穩定已又遭到了破壞，⋯⋯我並不是反對黨的，我擁護共產黨和毛主席，他們是中華民族的福氣和救星，他們使中國人找到了失去幾百年的自豪感，實在是無可非議的，只是我這個人吃不消這種現實。

隨着運動的推進，王申酉開始質疑毛澤東的決策。〈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公佈的次日，王申酉十分憂慮地寫道：

許多跟着他（指毛澤東——引者注）血戰的好功臣一個個被罷免削職為民，或者做一些閒職。⋯⋯如果再執迷不悟(看來極可能)那世道將更亂下去，歷史將倒退。可歎，四千年的文明將喪於一旦！⋯⋯文件（指「十六條」——引者注）中「堅持文鬥，不許武鬥」，可惜，老教授們已吃了許多拳頭了！秦始皇「坑儒焚書」的劣績、千古難消的惡孽在二千年後的今天重現了。一切書店圖書館已禁售、禁借許多禁書了。我知道過去的發展趨向是這樣的，但總很難想像，不料今天成了現實。（8月9日）

然而，運動以後對文化和知識分子的殘害遠遠超過了王申酉的預計。

造反與反思

從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開始到同年9月，王申酉日記裏記錄了他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質疑和尖銳批評，對民族、對自己命運的擔憂，「我知道我成了這次政治大屠殺的陪葬人。」但是，他也一度參與了羣眾運動，並且被推舉為羣眾組織的頭頭。既然對文化大革命持批評態度，為什麼又參與其間呢？對此，目前公佈的日記摘抄沒有涉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記摘抄在1966年9月21日之後，到1967年4月16日之前，有半年多的空白，而正是在這個時期，造反派以「平反」為號召，從被壓抑走向興起，直到掌權。是不是可以推斷：王申酉與許多在文革初乃至文革前政治上曾經遭受過打擊的學生一樣，在1966年10月開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的活動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脫，有了參與運動的權利，並且投入了以批判黨內領導當權派為主要方向的造反派羣眾運動，而這些當權派正是曾經整學生的經手人。文革後，摘抄王申酉日記是為了給他平反，摘抄者是不是有意忽略了這段時間的日記，以避免麻煩呢？從現在發表的日記上看，王申酉曾經慰問在上海市委靜坐抗議的北京學生（1966年9月3日日記），以及相關報道中提到他參加的炮轟張春橋的活動，都是上海造反派學生的活動。[23]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此前領導運動的領導幹部來說是災難，對眾多被壓抑者意味着平反、解放的機會。事實上，北京的遇羅克也是在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才有了發表文章的機會，他在政治上是接近激進的中學造反派，而與老紅衛兵和保守派對立的。這一當時很清楚的事實，在文革後往往避而不談。

從這個歷史背景可以合乎情理地推測，王申酉一度參加了造反派的活動。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麼王申酉參與羣眾運動時，內心應當是存在矛盾衝突的。他在參加運動的同時沒有放棄理性的觀察和獨立的思考，而不是簡單地緊跟毛澤東。這種理性的獨立思考正是一般造反派學生所欠缺的，也是運動的領導者所不能容忍的。他最終感到了難於適應運動的需要，從而退出了運動。在1967年4月16日的日記中有這樣的內心獨白：「現在，我疲倦了！本來，我是完全可以從此捲入到政治生涯中去的，這場賭博中，我從一個欠了許多債的窮光蛋押了一大筆注以後，一下子翻了身，可以把注押上去，也許再可多贏一些，但是我退了！」

1967年4月以後，這個從運動的激流中「退了」出來的王申酉，在日記中有了對近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更深入的看法，並且自覺地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反思。他寫道：

這近一年來的文化大革命使社會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是與社會的失去是一致的。國家現在是怎麼樣了呢？中華民族向何處去？究竟如何來評論目前中國發生的這一大動亂呢？我這個人啊，實在太難適應這個社會了。人們勸我不要寫日記，否則要喪失一生的，但我還是忍不住要寫。一個人不能坦率地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甚至偏要逆自己的觀點去寫東西發表，沒有什麼比這更痛苦的事了！我發覺報紙上往往都是吹牛的。報紙是來灌輸某種觀點的——這種觀點往往是真理的反面，而不是客觀的反映。那些舞弄筆桿子的秀才們真是有辦法啊，他們有本事把死的寫成活的，活的寫成死的。他們實在是高級吹牛說謊家，高級騙子手罷了！

寫到這裏，王申酉特別反省了自己：「我正是做過這類騙子手呢！」他寫道：

毛在十年前劃了五十萬右派分子，他們絕大多數是無權無勢的耿真志士。這一次！歷史給人開了個玩笑，幾十萬的當權派（有低到一個小小的里弄街道幹部，有高到國家主席的）被戴高帽子、罰跪、肉體折磨⋯⋯而一班無賴、流氓小人則反而上了台，這是一個大大的玩笑，聰明人倒了霉，聰明人都倒了霉⋯⋯（1967年4月30日）

王申酉在1967年5月22日的日記裏更清楚無誤地稱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的一次「浩劫」：「幾十萬大學生、幾千萬中學生，近萬萬小學生在虛度着光陰，更有幾萬萬人在消極怠工，這一次起碼逼死了幾萬條人命，使中華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

在文化大革命最初三年，王申酉雖然一度捲入造反派運動，但是不久即告脫離，保持了思想的批判精神，對文化大革命運動包括造反派運動進行了冷靜的反省，這是與一般造反派所不同的。

1967年底，上海開始在羣眾中間「清理階級隊伍」。王申酉被隔離審查、個人物品被查抄，並遭到毆打。他從十四歲開始寫的八本日記全被抄走，作為「反革命」罪證。1968年1月，他被送進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關押，直到一年以後，1969年4月被「教育釋放」，回校「監督勞動」。以後，「思想罪」如影隨形糾纏着王申酉，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在文革前因為思想探索遭到打擊，而在文革之初抱有幻想的青年不止王申酉一人，北京農業大學學生郭世英就是一例。[24]據回憶，文革開始時，郭世英既擁護又懷疑。1967年8月，他曾經對朋友說：文化革命是不同尋常、偉大的革命。它反對特權階級，反對官僚體制。文革中羣眾可以造反，行動不受控制，原來所有活動都要逐級控制，哪裏還能有比這更令人激動的政治發展。但是半年之後，他就被這個運動吞噬了。[25]

1977年4月27日槍殺王申酉後的通告

二 抨擊顛倒是非的黨內鬥爭

在羣眾運動活躍時期，一些青年勇敢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黨內鬥爭是非觀，指出運動的指導方針是左傾錯誤，明確地擁戴劉少奇和被打倒的領導幹部，抨擊林彪、江青等人的言行，甚至為彭德懷翻案。他們的思想與保守派有某些相通之處，但是在黨內鬥爭問題上超越了一般保守派的思想局限。

1 反對「左傾冒險主義」

1967年2月，在全國陷入「奪權」動亂之際，成都大學一年級學生王正志散發自己刻寫的傳單，對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提出質問，抨擊「左傾冒險主義」。3月，王正志被拘捕。在關押期間，他堅持自己的觀點，被判處無期徒刑。判刑後的一年裏，他繼續寫文章，闡述對經濟建設的看法。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他於1979年4月獲得徹底平反，無罪釋放，回原校工作。[26]

王正志1945年出生於四川省開縣的一個中農家庭。少年時代經歷了大躍進、饑荒，聽到了農民對包產到戶政策的議論，這些給他留下了難以忘卻的印象。1965年他考入成都大學（現西南財經大學的前身之一）統計系。文化大革命開始，政治和社會的動亂，是非觀念的混亂，使王正志感到不解、憂慮、憤怒，最後他決心以傳單的方式提出質問，警醒民眾。

他在傳單中問道：為什麼我國大規模的羣眾運動這麼多，而每一次總有不少牛鬼蛇神及反黨分子？組成這些運動的原因是什麼？現在上上下下、層層奪權，難道我國的各級組織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而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嗎？難道革命老前輩都成了修正主義者嗎？難道真有這麼多的人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傳單最後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結果，看來左傾冒險主義將獲得暫時的鞏固⋯⋯但文化革命這股逆流在歷史上只不過是個微波而已」！

從關於王正志事跡的不很詳細的報道看，他的主要政治觀點有兩點：

第一，反對打擊領導幹部、黨團員和勞動模範。

王正志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左傾冒險家向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奪權。」

他擁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批判對象——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他回答審訊時說：「我認為劉少奇、鄧小平是從實際出發的，是正確的，那些說文化大革命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種種論調，都是欺人之談。」他在給一位同鄉同學的信中寫道：「我是『劉鄧路線』一邊的人。我保他們，將一直保到底，到死也願意站在劉、鄧那一邊。」「我看今後的中國少不了還是要劉、鄧路線的。」在監獄組織的一次批判劉少奇的活動中，他申辯道：「劉少奇是否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者，歷史會給他作出公正的結論。」

王正志反對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大批老幹部的做法。他回答審訊時說：「我刻寫傳單，是想用事實說明，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小撮，而是整了一大片。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可是大批熟悉情況的老幹部都被撤換、打倒了。如今，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還剩下多少，各省的書記又留下了幾個？中央七個常委，一下倒了四個，陶鑄去年八月份才到中央工作，到年底也被打倒了。」

王正志反對打擊黨員、團員和勞動模範。他說：「人們不是常說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在於學好毛澤東思想嗎？然而過去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卻成了文革中的『鐵杆老保』，豈不怪哉！還有，為什麼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黨團員、勞動模範也都成了『保皇派』？」

王正志寫了一封給〈陳伯達同志轉林彪同志的信〉，嘲諷林彪對毛澤東阿諛奉迎，爬上第二把交椅，順帶諷刺了康生、陳伯達、江青。這封簽署了真實姓名的信，還沒有來得及發出，他就被捕了。他受審時說：寫這封信的目的「很簡單，是想刺一下林彪，還有康生、陳伯達、江青這些人，當然也是反對他們」。

第二，贊同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務實的經濟建設方針。

王正志毫不含糊地為彭德懷鳴冤叫屈。在回答審訊時，他坦言對彭德懷的崇敬：「我對彭德懷是非常崇敬的，因為他敢講真話，他五九年講的那些話我認為是對的。如果早點聽了彭老總等人的話，不至於有三年困難時期。」「我認為造成三年困難的原因是左傾錯誤，不全是天災，而是有人禍。」批判彭德懷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容之一，但是彭德懷從1959年就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可見，王正志的獨立思考不限於文化大革命，而是擴展到文革前黨內鬥爭的是非曲直。

在被判處無期徒刑以後的不到一年中，他寫了二十多萬字的材料，率直地、大膽地提出了自己對國家一些重大政治和經濟問題的看法。在〈談經濟建設及中國政治經濟問題〉一文中，他寫道：「在革命勝利後，經濟建設是一切工作的重心，是國家一切任務的中心，各項工作都要圍繞這個中心工作轉。」然而，我們的工作「離開了這個中心」，結果「必然犯錯誤」。他說：「今日那些大反『生產第一』的人，是一批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家伙。」

他還提出了很多建議，如加快培養一批具有新思想、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恢復精神鼓勵和物質鼓勵相結合的獎勵制度；下放管理權限，擴大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允許在國家統一計劃前提下的自由競爭；在農村，允許「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等等。這些寫於1968年的看法，說明作為一名學經濟的大學生，王正志對中國的經濟問題有了比較深入的思考，他的觀點與黨內務實路線一致。或許這是他擁戴劉少奇、鄧小平的原因之一，或許他是在被批判的過程中加深了對劉少奇、鄧小平主張的理解。

王正志的政治觀點與保守派思潮相通。雖然有關報道沒有提及王正志在羣眾運動中的態度，支持哪一派別或者參加哪一組織，但是很顯然，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繼承了保守派維護黨政領導幹部、由不理解到抵觸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態度，卻沒有保守派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過激和爭取政治權力的派性。

經濟建設並不是保守派所關注的問題，但是從擁護黨組織的領導、從長期與老幹部的共同命運，尤其是文革中與老幹部一同被批判被打倒的經歷，保守派的羣眾比較容易對劉少奇、鄧小平有好感，進而延伸到彭德懷。造反派則因為批判老幹部而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對文革前的黨內鬥爭，也很容易接受文革時期的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的思想框架。

王正志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對文革前黨內務實路線的擁戴，提供了從保守派思潮向政策批判思潮過渡的案例。

2 「反常的政治運動」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中學高中一年級學生吳曉飛，在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撰文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1970年被判處死刑，遇害。[27]

吳曉飛生於1949年，父親吳亞雄是1937年參加共產黨的幹部，任南昌鐵路局黨委副書記、局長，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成「走資派」。母親任南昌鐵路局工會女工部副部長，也是建國以前參加革命的幹部。1968年5月6日，造反派搜查「走資派」吳亞雄的家，在他的兒子吳曉飛的住房發現了吳曉飛撰寫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情況反映到江西省領導。吳曉飛被捕，吳曉飛案被定為「全省特大的反革命政治案件」。他的父親遭野蠻批鬥、毆打、折磨，1968年5月9日被迫害致死。他的母親被刑訊逼供，弟弟妹妹也被逼供。1970年2月，吳曉飛被宣判死刑。被害前，他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遇害時年僅二十二歲。1980年，中共江西省委作出為吳曉飛徹底平反昭雪的決定，讚揚他是一位「憂黨憂國，勤於思考，敢於直言勇於探索真理」的「優秀青年」。

據文革以後的報道披露，吳曉飛在1966年至1967年9月寫了二十七篇詩歌、雜文，抨擊個人崇拜，嘲諷出賣政治靈魂者，抒發情懷。在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期間，他寫了兩篇各自長達二十餘萬字的政論文章。

吳曉飛在文章中旗幟鮮明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說：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

吳曉飛根據林彪的言行，懷疑林彪「有陰謀」，是「反對毛主席的」。他認為：「林彪宣傳毛澤東思想是不正常的」，把毛澤東思想「弄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林彪鼓吹「頂峰論」是有意「神化毛主席」，是為其篡黨奪權「做輿論上的準備」。

吳曉飛抨擊江青「是文化大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氾濫的根源」、「是砸爛公檢法的激（似應為「提」——引者）倡者」，「江青提倡『文攻武衛』是發動武鬥的禍首」。他分析道：文化大革命前夕，江青到上海，名為休養，實則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進行政變串連」，「搞政變輿論」。

吳曉飛相信劉少奇是一位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引證歷史事實讚揚劉少奇在「八大」所作的政治報告是一篇「出色的政治報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是劉少奇關於黨內鬥爭最傑出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理論的出色著作」。他譴責文革期間對劉少奇進行「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的迫害」。

吳曉飛的文章，廣泛地涉及到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藝術和意識形態等領域，但是相關報道僅引述了他關於否定文化大革命黨內鬥爭的觀點，沒有提及其他內容。

從現有資料看，吳曉飛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集中在黨內鬥爭的是非曲直，他在中央對劉少奇作出政治結論後仍然堅決地維護劉少奇，抨擊江青和林彪，反映了造反運動受害者的思考，說出了鬱積在很多幹部羣眾心裏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他的文章寫在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此時，老紅衛兵和大部分保守派紅衛兵被趕下政治舞台已將近一年，造反派紅衛兵也到了「容易犯錯誤的時候」，整個紅衛兵運動走向衰落，上山下鄉運動已經啟動，青年思想也開始逐漸走出紅衛兵思潮的框架。吳曉飛的思考可以說是對保守派思潮的繼承和發展，但是已經超出紅衛兵思潮的範圍，有了被朱學勤所稱的「六八年人」思潮的一些特點。[28]

王容芬、遇羅克、王申酉、王正志、吳曉飛等青年，在1966至1968年期間基本是處於紅衛兵運動之外、或者有保留地短期捲入運動的極少數異端思想者，他們的思想自外於官方主流思想。其中遇羅克和王申酉的思想與造反派思潮反對「血統論」和反對政治壓迫的要求有所交集，王正志和吳曉飛的思想與保守派在黨內鬥爭的是非判斷問題上有所繼承。

此外，1968年還有羣眾提出：新的政權機構要由全民選舉產生，雖然尚不知這一觀點的詳細情況，但很清楚是不滿於軍隊、幹部、羣眾組織「協商」產生革命委員會的方式。[29]

從1967年秋冬，隨着紅衛兵運動走入末路，在脫離運動的「逍遙派」日漸壯大的同時，很多曾經有過紅衛兵經歷的青年逐漸走上了獨立思考的道路，民間的思想異端在官方囂張的虛假政治宣傳之下靜靜地滋長、蔓延。這個新的思想傾向，逐漸向被朱學勤稱作「六八年人」的新階段過渡。這個「六八年人」的思想探索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形成上山下鄉青年思潮。

三 紅衛兵思潮的比較分析

紅衛兵思潮流派，從極左「新思潮」、造反派紅衛兵、老紅衛兵到保守派紅衛兵，形成從激進的極左翼到保守的右翼的思想光譜，其中相互衝突的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思潮，先後構成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思潮。保守派紅衛兵先是服從工作組，後是仿效老紅衛兵。極左紅衛兵思潮則是從極端激進的造反派思潮發展而來。

1 紅衛兵思潮光譜及坐標轉變

紅衛兵的派別和思潮從左派到右派的政治定位和光譜系列，與文革前的標準不同，並在文革最初期的幾個月經歷了轉變，甚至倒置。這個轉變是由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方向決定的。

在羣眾中劃分左、中、右，或者先進、中間和落後，依靠左派，團結教育中間派，批判或打擊右派，是共產黨政治工作和領導羣眾運動的通常做法。文革以前，學生政治表現的或左或右，是由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判定的，積極靠攏黨組織和領導人的青年，被認為是左派、積極分子、革命派，其次是「中間羣眾」、「落後分子」，而違拗或挑戰黨的組織和領導人的人常常被看作是「右派」。

1966年6至7月，在工作組或者黨委領導運動的兩個月，仍然通行這個標準。當時領導運動的工作組（或黨委）及許多羣眾，因循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思維模式看待文化大革命，主要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部分學校領導、「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以及知識分子，受到工作組或者黨委信任的學生是「左派」。在工作組看來，老紅衛兵批判原學校領導的修正主義辦學方針，應當予以肯定，但是不聽從工作組的指揮，因而是有缺點的左派。而另外一些質疑、批評或者反對工作組的學生則被工作組和大部分學生視為右派、「假左派、真右派」或者犯了政治錯誤。這時從左到右的序列是：工作組信任的「左派」（即後來的保守派）、有缺點的「左派」老紅衛兵、「右派」（後來多成為造反派）。

1966年8至9月，紅衛兵運動仰賴毛澤東的支持而興起。老紅衛兵成為領袖欽定的「革命小將」、「左派」。工作組被撤消了，原來跟隨工作組的學生轉而效仿紅衛兵，力圖保持左派的地位。在這期間的「破四舊」運動中，最激進的革命派是老紅衛兵，其次是「多數派」，即工作組時期的左派、後來的保守派。而「少數派」即後來的造反派，還在為「平反」奔走，就是說仍然在忙於徹底洗刷「右派」的惡名。在很多人眼中，定這些人為「反革命」固然過分，但是也難說他們是「左派」。家庭出身不夠「紅」的中學生（後來中學造反派的主要成員）還在蒙受「血統論」之辱，在思想和政治上被當作應當團結教育的中間羣眾，甚至是落後分子、剝削階級的「狗崽子」。從左至右的政治序列變成：老紅衛兵、「多數派」（工作組時的左派、後來的保守派）、少數派（後來的造反派）。

紅小兵大字報

至關重要的轉變發生在1966年10月，毛澤東號召造走資派的反，衝擊當權派。此後，左和右的標準隨着運動方向的轉變而反轉。批評地方和基層黨組織及黨政領導當權派的人獲得平反，成了中央承認的「革命造反派」、「左派」，而以往受到黨組織和領導器重的「左派」，則因其反對或者抵制對當權派的衝擊，反倒成了「保守派」。「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曾經是「多數派」的口號，不想後來他們自己成了「右傾」保守派。夏天以「老子英雄兒好漢」自居的老紅衛兵，到了秋天就成了「走資派」的子女，輪到他們蒙受「混蛋」的恥辱。毛澤東曾經稱羣眾中的一部分人，在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了，[30]這個評價道出了文革當中左派與右派的轉化。毛澤東這裏所說的一部分人，應當指老紅衛兵。其實，老紅衛兵的基本政治和思想傾向大體是前後一致的，發生轉變的是運動的方向，是劃分左中右的坐標參照系，而決定運動方向和政治坐標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這時，才進入主題——整黨內走資派，形成了特有的左派和右派序列：極左派「新思潮」、激進造反派、溫和造反派、保守派、老紅衛兵派。這個序列基本是文革前和文革初左中右序列的倒置，極左派對社會政治的批判在相當程度上是繼承文革前的右派思潮，被稱為「形左實右」有部分的道理。極左思潮的「北決揚」派有「右派」作家白樺的參加。遇羅克的思想在文革前屬於「右」，而能在文革中的中學生激進造反派中贏得某些共鳴。在另一方面，保守派和老紅衛兵則是文革前和文革初的「左派」和「過激」的左派。

造反派從反左——反對把羣眾打成反革命、反對「血統論」，到反右——反對黨內「修正主義」，正是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這種獨特的左右易位現象。造反派學生在文革最初的四個月，由於他們的政治觀點或家庭出身的原因，受到打擊或者處於運動的邊緣地位，被視為「右」的或者落後的學生。毛澤東發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給了他們「平反」、「翻身」的機會，使他們一躍而為「革命小將」。他們也由此跟定「救星」——毛澤東和「無產階級司令部」，誓做中央文革小組的「鐵拳頭」，反擊那些曾經壓迫、歧視他們的幹部、老紅衛兵（以幹部子女為核心）和保守派，進而殘酷打擊、迫害一大批領導幹部以及其他羣眾。他們在政治動亂中起了打衝鋒、馬前卒的作用，在思想上他們亦被引導到繼續革命理論的歧途，去批判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務實路線。這種轉變的關鍵是最高領袖對這些人渴求的革命派身份的認可和鬥爭方向的引導。朱學勤十分形象地將造反派的這種境況比喻為中世紀歐洲農奴為獲得人身自由而向領主繳納「贖身費」——參與黨內鬥爭是造反派獲得「平反」的「贖身費」。[31]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這是被領袖「解放」的學生「知恩圖報」。

就羣眾的切身利益而言，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領導人務實的治國路線，相對於毛澤東的主張，比較有利國民經濟和科學文化的發展，有利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本來應當贏得羣眾的擁戴。但是，文化大革命之初，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期，指導各地黨委或工作組整知識分子、整持不同意見羣眾的做法，激起了民眾的不滿和恐懼，激化了矛盾。毛澤東將羣眾的不滿引向對劉少奇等黨內領導人的批判。羣眾對黨內鬥爭不明就裏，加之多年營造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以及存在已久的領導幹部與羣眾的社會性矛盾，鬥爭的矛頭被引向批判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資產階級司令部」，即黨內務實路線和毛澤東政治上要清除的劉少奇等領導人。原來被視為「右」的學生被引導去反對黨內「右」的「修正主義」，朱學勤稱其為「右腳踩了右手」。[32]

反迫害問題上的「右」與黨內鬥爭問題上的「左」（反對修正主義）並存，是造反派的思想特徵，是與劉少奇等一大批黨的領導人在運動方向上的「左」（整知識分子和不服從指揮的羣眾）與黨內鬥爭問題上的「右」（「修正主義」）相對應、相對立的。

在現實體制下，遭受壓迫的羣眾，只能從毛澤東那裏獲得申訴和反抗的合法性，造反派學生在主觀上相信自己是跟隨毛澤東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造反派反抗壓迫的樸素初衷，在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引導和鞭策之下，很快就失去了本來就不明確的自我意識，成為政治上「奉旨造反」的工具，思想上「繼續革命」的追隨者。

2 各流派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解讀

不同流派的紅衛兵都相信自己是毛澤東的紅色衛兵，要跟着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為革命的接班人。然而對他們的言論進行分析，不難發現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一系列具體問題的理解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

（1）文化革命、政治革命還是社會革命？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界的革命，還是以黨內鬥爭為主的政治革命，亦或是社會革命？運動的主要目標在黨外——鬥爭文化教育界人士和舊的階級敵人，還是在黨內——鬥爭黨內走資派？紅衛兵的答案各有不同。

老紅衛兵把文化大革命當作文化界的革命或者「文化的革命」，把文化教育界的鬥爭當作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把文化教育界的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當作主要的鬥爭對象。他們說:「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33]他們要「把那些統治我們學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趕出去！」此外，他們在「破四舊」運動中，把社會上的所謂「舊思想」、「舊文化」，以及經典意義的階級敵人作為主要的目標，實行「紅色恐怖」。與此同時，他們不能接受把鬥爭的矛頭普遍指向黨政領導幹部，他們為此「向全市狗崽子下最後通牒：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不許動我們的革命老幹部一根毫毛！」[34]「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35]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從文化教育界開刀，以黨內鬥爭——整走資派為重點。文革之初，老紅衛兵在文化教育界造反，是革命的先鋒、勇敢的小將，而在涉及既得利益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方向」問題上，變成了運動的反對派。

保守派對文化大革命運動非常不理解，鬥爭方向模糊。他們習慣於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開展運動，由工作組指示方向，因此當工作組被毛澤東和中央批評為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之後，他們就失去了方向。他們依照對革命的慣性思維，打擊經典意義的階級敵人，或者「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其代理人——部分文化界領導人。他們保衛黨委或者工作組，認為這就是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守派在被批判之後，開始意識到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於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要「踢開中央文革，自己起來鬧革命」。[36]

保守派和老紅衛兵都誤解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以為主要是橫掃「牛鬼蛇神」，是以文化教育界為中心的又一次反右派鬥爭。在當時的語境下，「牛鬼蛇神」尤指地富反壞右等經典意義的階級敵人，以及與舊統治階級社會關係較多的知識分子和一批文化教育界的領導人。他們堅持認為走資派只是一小撮，並且基本限於文化教育界。這一點與文革初黨內很多領導人的看法是類似的。他們反對、抵制或者對抗羣眾衝擊當權派的活動，不能接受這樣的「鬥爭大方向」。

造反派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以黨內鬥爭為中心的「政治革命」——「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勇敢捍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革命路線！」[37]他們接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觀點——把文化大革命理解為鬥爭黨內走資派的運動，自覺地跟隨毛澤東，以黨內鬥爭為運動的核心內容、「大方向」，投入攻擊當權派、揪鬥走資派的活動。他們也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把這個任務放在次要的位置。他們強調中央關於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的指示，指責當權派支持下的保守派和老紅衛兵在羣眾中揪鬥「反革命」的做法是「轉移鬥爭大方向」。一些造反派的批判，涉及到幹部子女的社會政治特權和部分幹部特權化的生活。

極左派則賦予政治革命新的內容，並且提出「社會革命」的訴求。他們不滿足於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打倒一部分黨內走資派，保護一部分革命幹部的「罷官」革命，而要進一步挖掘產生黨內走資派的社會和制度根源，提出制度變革的要求。他們引申毛澤東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十六條」及中央報刊社論中「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等提法，給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附加新的內容，提出「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進而提出中國已經或者正在形成一個「紅色」資本家階級，要求「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38]他們始終把矛頭指向黨內「新生的資產階級」，基本沒有把知識分子作為主要的鬥爭目標，也很少論及對經典意義階級敵人的鬥爭。

（2）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其主要表現是什麼？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39]如何理解毛澤東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各派紅衛兵的理解存在差異。

老紅衛兵和保守派主要從經典意義上理解毛澤東所說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即舊中國私有制條件下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如佔有土地的地主，與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這是共產黨長期革命鬥爭中所講的階級鬥爭，通常包括反對地主、富農、政治上屬於舊政權的「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以及批判和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鬥爭。這是以舊中國的生產關係為依據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在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改造以後，這些階級所賴以生存的生產關係不存在了，但是文革前的階級鬥爭教育仍然強調，在革命中被打倒和改造的舊階級的成員「人還在，心不死」。保守派和老紅衛兵所說的階級鬥爭，主要指鬥爭這種經典意義上的剝削階級、階級敵人。他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多是打擊這種階級敵人，並且嚴重地擴大化。他們嚴重違反共產黨的政策，混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殘酷打擊知識分子等在政治上不被信任卻仍然被劃為人民內部的羣眾，把打擊面擴大到與「階級敵人」有種種牽連的人，例如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人、「海外關係複雜」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並且明目張膽地非法地採取殘酷的暴力，製造「紅色恐怖」。他們的作為更多地是搞經典階級鬥爭的擴大化，類似共產黨革命中曾經出現過的違反黨的策略的「左」傾作法。

造反派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新舊兩種形式的階級鬥爭。舊形式的階級鬥爭是人民羣眾與地富反壞右的鬥爭，但是這個鬥爭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新形式的階級鬥爭是人民羣眾反對社會主義社會新產生的資產階級——黨內走資派的鬥爭。不論激進還是溫和的造反派都持這樣的觀點。他們的理論依據是1967年5月18日發表的《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社論〈偉大的歷史文件〉中的一段話：

毛主席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主要對象是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的集中表現。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把他們那套修正主義貨色拿出來示眾，徹底批判，把他們鬥臭、鬥垮、鬥倒，對他們進行奪權鬥爭，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這是鬥爭的大方向。我們必須緊緊地掌握這個鬥爭的大方向。

溫和派的代表作〈四一四思潮必勝〉對此闡發道：

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階級鬥爭沒有熄滅！階級鬥爭依然在急劇地進行着。資產階級為了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他們將通過更新的形式向無產階級進攻。這種新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指出的，通過黨內「走資派」，奪取政權實行和平演變。而無產階級則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決地進行反復辟反演變的鬥爭，這種鬥爭就是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鬥爭形式。⋯⋯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的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的集中表現，這是問題的本質。[40]

激進造反派在這個基礎上特別強調建國以來階級關係發生的新變化，清華大學造反派的一篇文章說：「我國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動首先表現在出現了黨內走資派」，「他們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這就使我國的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化。」由於階級關係的這個變化，人民羣眾與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的矛盾不再是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41]

造反派以新形式的階級鬥爭解釋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任務，老紅衛兵和保守派則視文化大革命為舊形式的階級鬥爭的繼續和深入，表現了對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不同解讀。造反派雖然強調新形式的階級鬥爭，但是仍然認為文革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修正主義路線進行了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性質沒有改變，走資派還沒有形成一個特權階層，與蘇聯的情況不同。這是他們與極左派的差別。

無錫市造反派的大字報

極左派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問題上的基本傾向是從反對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發展到或明或暗地認為中國正在或者已經形成了「新的官僚資產階級」[42]、「特權階層」[43]、「『紅色』資本家階級」[44]，建國以後的革命對象已經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變成特權階層。他們以這樣的階級鬥爭觀解釋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政治根源：「廣大勞動人民與特權階層的矛盾愈來愈尖銳，終於在毛澤東的引導下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他們斷言：毛主席所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個被推翻的階級就是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45]

（3）什麼是「資本主義復辟」？

與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不同看法相聯繫，各派都聲稱反對「資本主義復辟」，但是各自的解讀並不一致。

在保守派和老紅衛兵看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標誌是保證共產黨和共產黨幹部的領導地位。保守派偏重共產黨組織體系的領導地位，而老紅衛兵更偏重保證老一輩革命家羣體即老幹部的領導地位。他們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是1949年以前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復辟，被打倒的地主、資本家重新奪回土地、工廠，國民黨重新統治中國。他們在「破四舊」中抄「牛鬼蛇神」的家，是相信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藏匿着土地改革前的地契、舊政府的委任狀之類「變天賬」。文革之前的階級教育反覆灌輸的，就是這樣的階級鬥爭觀念。

造反派的思想者們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卻不限於共產黨組織及幹部的領導地位的喪失，而更重視舊的社會關係的復歸。因而，他們更重視蘇聯所謂「資本主義復辟」所發生的社會現象，他們更傾向於把蘇聯的情況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蛻化為資本主義的典型：共產黨的組織依然掌權，共產黨的幹部依然處於領導地位，但是共產黨的領導人已經從人民的公僕變成壓迫人民的特權階層。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復辟」意味着剝削壓迫人民的社會關係的重現：那些走資派「掌着共產黨的權，卻像國民黨一樣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當官作老爺」。[46]他們認為主要應當警惕的是蘇聯那樣的「復辟」，而不是國民黨政權的復辟。

造反派認為資本主義復辟與否的關鍵在黨內，在於路線和領導人，即如何保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共產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不變成蘇聯領導人那樣高居於人民之上的修正主義統治者。他們接受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的理論，把希望寄託在文化大革命的實踐，相信依靠羣眾的政治參與，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方式，揭露和批判那些變質的領導幹部，可以淨化當權派的隊伍，保證人民江山的本色。在這個認識的背後，是認為僅僅靠當權派的自律、自查不夠，要求在當權者之外的人民羣眾的政治參與權利，以監督領導。文革之前，這種人民的監督長期沒有保障。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和繼續革命理論在這一點上提出了對造反派羣眾有吸引力的方案。當然，運動的實際發展打破了羣眾的幻想，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能解決監督領導的問題，徒然造成社會的動亂。

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上，遇羅克與激進造反派觀點類似，並論述得更加清晰。他說：「復辟不等於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屍。赫魯曉夫復辟，沙皇尼古拉並沒有上台；鐵托復辟了，貝爾格萊德有限股份公司股東並沒有被找回來當經理。同樣的劉鄧陶彭羅陸楊等等篡權分子，也並不打算請蔣介石回來實行獨裁，也並不讓原來的剝削分子發號施令。」他反問道：實行資本主義的復辟，「難道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還不夠用嗎？」[47]

這就是說，遇羅克和激進造反派都認為，復辟與否的關鍵不在於表面上共產黨是不是執政，打天下的老幹部是不是坐天下，關鍵在於人民是否真正當家作主，是否遭受壓迫。他們關注社會關係的狀況，這與保守派和老紅衛兵強調共產黨組織的領導地位和老幹部掌權地位是有差別的。

紅衛兵極左派「新思潮」更強調新舊兩類階級鬥爭中新型階級鬥爭的重要性，將其引申為推翻「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統治的社會革命。湖南「省無聯」的楊曦光說：「作為馬列主義發展的嶄新階段的毛澤東主義，她關於中國的特權階層的論述，關於在社會主義社會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論述，都是沒有任何人提出來過，因此理解的人很少的。不少人一聽毛主席講：可能會變成法西斯黨就想不通，地富反壞右還能來掌權嗎？他不知道地富反壞右沒有了向無產階級進攻的資本，但是在政權內部掌權人中卻出了修正主義集團，他們會來壓迫人民，剝削人民，把中國共產黨變成法西斯黨啊！」[48]極左思潮的代表作〈中國向何處去？〉等文章宣稱，「現在90%的高幹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紅色』資本家階級」、官僚資產階級，這無異於宣佈，中國已經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他們超越了激進造反派，越出了毛澤東繼續革命思想的軌道。

（4）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領導方式

各派爭論的第四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領導方式：要不要在各級黨組織（包括工作組）領導下進行？

保守派習慣於聽從黨組織的安排，在黨的地方和基層組織（黨委或者工作組）領導下進行運動。他們相信：工作組的領導就是共產黨的領導。「聽黨的話，跟黨走」就是聽黨委或工作組的話，保衛黨委或者工作組就是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這個在文革前政治常態下的基本原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否定了，他們感到無所適從。

老紅衛兵宣稱要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領導下進行革命，但是不願受基層黨組織的約束，他們更相信來自領導級別更高的父母的消息，而不那麼把本學校工作組放在眼裏。老紅衛兵本來只是追求幹部子女小宗派在運動中的政治特權，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派工作組領導運動的方式，但是他們與工作組的矛盾被毛澤東發現，推廣為一種領導羣眾運動的特殊方式：中共中央跨越地方和基層黨組織，直接指導羣眾。紅衛兵的出現，為這種領導方式提供了組織和活動方式的樣本。老紅衛兵自主成立組織，不願受工作組的約束，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保證羣眾運動革命性的基本措施是保證「紅五類」子女特別是幹部子女的領導權，因為這些人政治上可靠。他們不願意看到政治上「不可靠」的其他羣眾也拉起自己的組織，擔心出現他們難於控制的局面，甚至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狗崽子翻天」，而毛澤東的意圖是最廣泛地，不受以往慣例約束地發動羣眾。老紅衛兵的「紅五類」宗派傾向是毛澤東所不喜歡的，後來老紅衛兵在運動方向問題上，終於與毛澤東的文革分道揚鑣。

造反派擁護拋開黨委或工作組，直接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特別是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下進行運動的方式。這個領導方式並不是造反派的創造，但他們是這種方式的直接受益者。造反派最初只是與工作組有矛盾，批評工作組，或者是受血統論的壓抑，並沒有提出特殊的羣眾運動方式。毛澤東否定了派工作組領導運動的方式，支持不受基層黨組織直接指揮的紅衛兵，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作出由「羣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決定，逐漸清晰地否定了基層黨委領導運動的方式，提出了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下，以羣眾性的「大民主」方式放手發動羣眾、進行運動的模式，從而給了造反派大發展的空間。

極左派紅衛兵讚揚拋開黨的基層組織和領導幹部的「大民主」運動方式，一些最激進者並不以此為滿足，湖南「省無聯」和湖北的「北決揚」派提出了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和馬列主義政黨的要求。「省無聯」號召：「一切決心獻身於這場偉大的徹底的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革命戰士，一切有研究政治的決心，真正信仰毛澤東主義趨向新思潮，立志改革的激進分子。一切忠於毛澤東主義，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關心中國社會各階級狀況，注重於社會調查的實幹家！一切善於學習，敢於想，敢獨立思考的人，組織起來，建立毛澤東主義政黨的萌芽──毛澤東主義小組！」[49]這就是說，他們已經考慮依據對「毛澤東主義」的理解，另建政黨了。

3 紅衛兵思潮與毛澤東晚年思想

紅衛兵一代人是在紅旗下成長的一代，即使出生在舊社會，也是在新社會接受教育。他們的基本社會政治理念來源於建國十七年的政治教育，這樣的政治教育是以毛澤東本人的思想為主導的。毛澤東在世時，「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指毛澤東本人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思想，包括他的晚年思想，這與改革開放以後由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重新詮釋的「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有所不同。紅衛兵一代青年所接受的政治教育，是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尤其是1962年以後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黨的指導思想發生重大錯誤的背景下進行的，其中既有共產黨的革命傳統教育的特點，更打上了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深刻烙印。1962年以後，學校和社會上進行的一系列政治教育和政治運動，對這一代青年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思想教育活動包括：階級鬥爭教育、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論戰中所提出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等理念，以及依據這些理念進行的反修防修教育、羣眾性的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運動、學習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的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這些運動造成了廣泛而深刻的思想動員。這些運動是在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和理論（包括他的晚年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宣傳了共產黨的革命思想和傳統，也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地灌輸了當時在黨內居於主導地位的毛澤東晚年政治理論。

學生紅衛兵見到主席時的情景

這一代人的精神素質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他們崇尚激進的革命而鄙視漸進的改良；他們相信階級鬥爭是歷史進步的直接推動力，而鄙視社會矛盾的調和、妥協；他們信奉鬥爭哲學，輕視社會和諧與寬容；他們崇拜革命暴力、革命戰爭，視人道主義、人性為資產階級的思想，反對以此約束革命的暴力和戰爭；他們視人權為資產階級革命的陳舊觀念，很多人甚至不知人權為何物。

他們是集體英雄主義的一代，鄙視個人主義、個人的價值。雖然不少青年內心仍然有成名成家的衝動，但是經過文革以前反覆批判「個人奮鬥」、「成名成家」，個人的打算成了拿不到桌面上來的「私貨」，很多青年自覺地要經過「鬥私批修」改造自己的思想，儘管他們也感到這個總也驅之不去的「私」字的頑固。在他們看來，集體的目標才有自信和崇高感。例如，「血統論」無非是追求幹部子女狹小羣體的特權利益，但是在鼓吹者來看，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紅五類」子女集體，為了紅色的江山不改變顏色，從而也就有了崇高感。

紅衛兵的思想來源於當時學校和社會的政治教育，可以說這一代人都是毛澤東的精神兒女，在主觀上都願意跟着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己鍛煉成革命接班人。儘管如此，面對運動提出的不容迴避的問題，他們交出了不盡相同的答卷。他們都在學習和努力理解毛澤東的理論和指示、中央的精神，但是對毛澤東本人思想和理論的理解產生差別、爭論以至嚴重的對立。

保守派紅衛兵和老紅衛兵的基本思想傾向以毛澤東在奪取政權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階級鬥爭觀為基礎，接受毛澤東晚年思想當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思想。他們把文革看作是一次更大規模的類似1957年反右派鬥爭那樣的主要針對黨內外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和少數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鬥爭，至多是文革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樣的主要清理基層領導和舊階級影響的運動。這樣的思潮直接來源於文革前的階級教育。

造反派則比較徹底地接受了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跟隨毛澤東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造反派思潮的直接來源不僅是文革前的階級鬥爭教育，更重要的是構成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文革開始以後毛澤東的一系列新指示。後者與前者的根本性區別在於是不是承認自下而上發動羣眾運動，運用「大民主」的方式，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

極左派紅衛兵也是毛澤東的思想的追隨者，但又是「發展」者。他們是在獨立地理解和闡發毛澤東的晚年思想，特別是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新形式等思想，並且不受中央意識形態的約束，把毛澤東的理論推演到了毛澤東和以他為首的中央不能容忍的程度，越出了中央在思想上的控制界限。在極端的極左派那裏，解釋毛澤東的理論變成闡發自己論點的手段。

追隨者對精神領袖的思想產生不同的解讀，在思潮歷史上是常見的現象，其原因，不僅有認識上的因素，也有思想追隨者的社會政治處境的原因，後一點在紅衛兵運動的思潮當中有比較清晰的反映。

4 紅衛兵思潮的民粹主義傾向

紅衛兵思潮繼承了中國民粹主義（或平民主義）的思想傳統，但是各派的表現不盡相同。西文中的Populism譯成中文，既可以是「民粹主義」，也可以是「平民主義」。在當代漢語語境中，「平民主義」一詞通常是中性詞，民粹主義則多帶貶義。平民主義指一種強調平民大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以此來評判社會歷史發展的思潮。平民主義對應於精英主義，忽視或者否定政治精英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民粹主義則指極端化的平民主義思潮。紅衛兵各派的平民主義是比較極端的，因而本文稱其為民粹主義。

造反派的民粹主義表現為：尊崇工農普通勞動者的社會價值，既拒斥知識精英，也挑戰黨政領導人的絕對權威，既拒絕資本主義的壓迫，又反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官僚壓迫。造反派成員的社會構成帶有平民的特色，多為中高級領導幹部以外的社會成員的子女：工農、舊社會小資產階級的子女、政治上被改造的知識分子的子女以及下層領導幹部的子女。造反派繼承共產黨和左翼思潮崇尚普通民眾利益，維護民眾利益的思想傳統，而其獨特之處是：不僅譴責舊社會的舊政治精英（國民黨官僚等「反革命」）、資本和財產精英（資本家和地主）及知識精英（「學術權威」），而且反對新社會的所謂「特權階層和精神貴族」的特權以及政治的不平等和壓迫。造反派對「走資派」的批判和對領導幹部的普遍衝擊，表達了對新社會的政治精英的不滿與怨恨；在批判知識分子的時候，表現了對知識精英的排斥。造反派否定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更反對領導幹部當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者、謀求特權者，換句話說，就是既反對資本的壓迫，更反對官僚化的幹部的壓迫。造反派對所謂「走資派」、「新生資產階級」和「特權」的批判，在邏輯上承認了新的社會分化，儘管大多處於不很自覺的感性狀態。而從造反派分化出來的更激進的極左派「新思潮」，則是非常清晰地指出並強調新的社會分化，並且主張以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打碎這種分化的結果——「資產階級特權階層」。造反派心目中的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不僅反對舊社會的壓迫，並且反對新社會的壓迫、「永生不背叛民眾的革命家領袖」、「反抗特權階層壓迫的正義帶頭人」，[50]不管毛澤東本人是不是果真如此。

老紅衛兵也有民粹主義的傾向，而其成員的社會構成又帶有鮮明的新興政治精英的特徵——領導幹部子女。老紅衛兵堅持反對舊中國的社會不平等，但不承認新社會的新分化。他們的民粹主義是由舊社會的民粹主義直接轉變而為新社會的精英主義——「打江山」的民粹主義轉變為「坐江山」的精英主義。老紅衛兵的民粹主義表現在對舊社會過來的工農和領導工農打下江山的革命家的崇敬，表現在繼續實行對舊精英的無情鬥爭，除了已經被打倒的舊政治精英——「反革命」、被剝奪的資本和財產精英——「剝削階級」外，還有新社會建立以後政治上處於被改造地位，但文化上仍然保持了一定優勢的舊文化精英——舊知識分子。老紅衛兵只承認新社會存在對反革命和剝削階級的壓迫，不承認存在領導者與民眾的社會分化、不平等，更不承認前者對後者有壓迫。他們認為新社會的天下已經是工農羣眾的天下，革命家的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批評新社會就是反對工農、反對革命，是「右派翻天」、「階級報復」。他們反對舊社會的不平等，主張剝奪和改造有產者，但是不承認新社會有不平等，反對在新社會實行平等主義或平均主義。他們反對舊社會的等級秩序，但是維護新社會的等級秩序，他們對新舊社會表現出愛憎分明的立場。他們維護在革命的名義下，新政治精英享有的優越地位，並且據此謀求特殊利益。舊社會的平民主義或民粹主義在這裏演化為以權力為依託的新社會的精英主義，其極端化的表現是「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權貴主義。

各派紅衛兵的民粹主義或者平民主義主要來源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革命思想。共產黨革命的社會基礎是被壓迫的社會階級——農民、工人和其他社會成員，以工農和被壓迫者的解放為旗幟。毛澤東的思想貫穿着平民主義或民粹主義的情懷，他對湖南農民運動的激情辯護和頌揚，他在〈五四運動〉一文中所說：「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51]，他的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52]都是紅衛兵一代青年耳熟能詳的。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的革命題材文學作品如《青春之歌》、《紅旗譜》、《敵後武工隊》等，都洋溢着平民主義或民粹主義的精神。

《敵后武工隊》連環畫的封面

除了毛澤東和共產黨之外，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左翼知識分子中延綿不斷的平民主義或民粹主義思想，都是紅衛兵一代民粹主義的思想淵源。蔡元培、魯迅、老舍、陶行知、郭沫若、朱自清等文化名人無不抱有平民主義或民粹主義的情結，[53]他們撰寫的一些具有平民主義色彩的名篇被選入中學教科書，滋潤了這一代青年的思想。五十年代初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過程當中，民粹主義或平民主義曾經是令許多知識分子思想繳械，放棄知識精英原有的清高孤傲，產生負疚感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中，民粹主義仍然是許多青年否定自我，接受思想改造，認可工農的「再教育」，實行思想「工農化、革命化」的一個原因。

對於那些有知識分子家庭背景或知識分子情結的青年來說，民粹主義是他們參加造反運動的思想基礎之一，同時也是真正走到工農之中以後促進他們反思的一個推動力。造反派學生，特別是中學造反派當中，有一批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子女，他們的造反是被毛澤東喚起來的，被「血統論」逼出來的，也是對五四以後知識分子的平民主義或民粹主義思想，甚至是對傳統民本主義思想的繼承。這些人並非工農子女，社會處境和情感與工農多有差距，但是他們情願犧牲自我，抱着與工農結合，改造自己的自覺，到工農中去。他們有一種對自己知識分子家庭的反叛精神（不是簡單的政治上的劃清界限），他們的這種精神甚至得到有平民主義或民粹主義思想背景的家長的理解。

他們的理想主義是以工農大眾為依歸的，鼓舞他們戰勝物質得失的現實考慮，到艱苦的農村實行自我改造的，是真誠地與工農結合的願望，而不是「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之類簡單的領袖崇拜。正因為他們心中的民粹主義是真心實意地以工農為本位的，所以當他們發現，工農的實際地位和利益仍然處於社會底層，仍然承受着種種不公正的待遇時，其中一些人就會選擇站在工農一邊，批判政策的失誤，反抗來自大大小小官員的壓迫。當一些人感覺到，過去尊敬的老一輩革命者整體性地、制度性地演化成為新的統治者，逐漸向着不受監督的、不准批評的、地位固定的社會主宰者、統治者轉化的時候，他們受愚弄的感覺會分外強烈。於是，一些人回歸文化精英意識，不再相信與工農結合的意義；另一些人則按照自己的理解，努力站在工農的立場，批評政策、批判官僚壓迫，批評整個社會制度。這就是一些人從造反派思想發展到極左「新思潮」，以及上山下鄉後發展到政策批判、社會批判的思想路徑。這一點，在那些出身知識分子或者知識分子類型幹部家庭的青年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5 紅衛兵思潮的社會政治根源

紅衛兵派別和思潮的社會政治根源問題，在文革時期就引起人們的關注。

在大專院校，保守派與造反派的分歧，主要來源於對工作組（或黨委）的不同看法，屬於政治性的分歧。家庭出身也是大學生爭論的重要問題，但不是派別分歧的主要焦點。只是由於工作組（或黨委）強調家庭出身，對高級幹部子女着意扶植，才使得保守派的領袖人物中常見高級領導幹部子女。

中等學校的情況常常與大學不同。老紅衛兵（或者保守派）與造反派的分歧往往以「階級路線」即家庭出身問題為主要焦點，關於工作組（或黨委）的爭論通常處於次要地位。工作組因循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做法，很少把中學生打成右派、反革命。一般地說，中學生與工作組的關係較之大學生要緩和得多。與工作組矛盾尖銳的常常是中學領導和教職工。在中學生當中，家庭出身與派別傾向的相關性非常高，在北京等大城市，知道一個中學生的派別，就可以大致猜出他的家庭出身。而在大學，相關度就沒有那麼高。

保守派思潮的政治基礎是與學校領導的恩護關係。保守派學生的骨幹是受到學校黨組織（黨委、黨支部或者工作組）信任、培養的，政治上依靠黨組織的學生。他們通常是黨員、團員或者積極分子，他們政治地位的合法性來自共產黨或者共青團的基層組織。由於文革前和文革初愈來愈強調家庭出身，這些學生以經過黨團組織挑選的根紅苗正的學生為領袖，但是他們的首要政治依靠不是出身，而是與領導的政治上的相互信賴、相互依靠的關係，一種與基層領導的恩護關係。他們的政治主張也與這種地位密切聯繫，而不僅僅是思想認識的問題。

老紅衛兵思潮帶有強烈的幹部子女的思想特徵，儘管不能說代表所有幹部子女的思想。老紅衛兵自詡是「革命後代」、純潔的「紅五類」子女的階級隊伍，其成員以幹部子女為核心，其領袖人物幾乎是清一色的領導幹部子女。老紅衛兵的政治態度明白無誤地表現出幹部子女當中流行的一種價值取向。較之其他同齡人，他們是政治早熟、敢於張揚自己羣體利益的一羣，他們的自信來源於父母——這個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的締造者和主宰者。「老子英雄」不僅意味着革命者的傳奇經歷，更意味着不容質疑的權力執掌者地位；「兒好漢」則是一種其他人所不能企及的家庭血緣聯繫。「老子英雄兒好漢」是老紅衛兵依靠家庭關係謀求優越社會政治地位的依據，或者說是合法性來源。這與保守派的依靠黨組織是有差別的。他們批判教育路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指責學校「打擊幹部子弟」，實際上是不滿足業已享有的優越地位，不滿於老師的任何批評，而要求幹部子女在學校的絕對特權。他們鼓吹的「血統論」，是赤裸裸地宣揚幹部子女的社會政治特權。他們的保護老幹部、反對中央文革也是與他們的切身利益緊密聯繫的。他們誤解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以為文革的主要目標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是進一步打擊舊有的地主、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至多是在文化領域整肅那些對舊統治階級其知識分子鬥爭不力或者說失職的少數領導幹部。他們以為這樣的「革命」是他們掃除障礙、建立政治功業的機會。而當他們痛苦地發現，這個運動的首要目標不是對着知識分子，而是他們「英雄」的「老子」時，當他們終於明白這個革命與他們的期待背道而馳的時候，他們就不再擁護這個革命，而要抗爭了。老紅衛兵思潮鮮明地反映了幹部子女的這樣一種社會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

造反派紅衛兵思潮反映了那些政治或社會地位遭遇邊緣化危機的學生的思想傾向。在政治立場方面，造反派的骨幹多是在運動初期被工作組（或黨委）打擊、冷落的學生，或者是被當作政治上不那麼可靠、不那麼積極的學生。這裏要說明的是，在北京等一些城市，很多學校原來的主要領導人在運動開始時就被工作組宣佈打倒或者停職「接受羣眾批判」，工作組重新組織積極分子隊伍。因此，不少受原來學校領導器重的學生，在政治的重新「洗牌」中被邊緣化，這使他們比較容易接受毛澤東對工作組的批判，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參加了造反派，例如清華大學的造反派中有不少人是蔣南翔擔任校領導時的學生幹部。

另外一些造反派則是出身於「非紅五類」家庭並為此遭受歧視和壓迫的學生。就社會來源方面而言，造反派紅衛兵的成員當中，當權派的子女不多，即使是幹部子女，也很少高級幹部子女，從而使造反派具有平民子女的色彩，其思想帶有民粹主義的色彩。

政治和社會邊緣化的地位，使他們比較容易接受毛澤東對工作組和當權派的批判，比較容易接受毛澤東關於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觀點。對於那些受工作組（或黨委）政治打擊的學生，那些遭受老紅衛兵「血統論」欺凌和侮辱的學生，毛澤東針對黨內當權派發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要求為被當權派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平反，要求批判「血統論」，給他們帶來了「解放」的感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斥責老紅衛兵「以貴族自居，血統高貴，什麼東西！」[54]使造反派感到出了一口惡氣，從沉重「血統論」壓迫下得到「解放」，卻使老紅衛兵感到這是對「紅後代」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從而奮起抗爭。造反派從改變政治待遇開始，逐步接受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並且有所發揮。

不少造反派紅衛兵的頭頭本來就是被工作組或當權派視為右派、政治不可靠的人，後來又衝擊當權派，自然與黨內當權派結下不解之怨，他們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利來源只能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而造反派內部激進派與溫和派的鬥爭，或多或少反映了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內部政治上的矛盾態勢——中央文革小組的激進與周恩來的穩健的矛盾，以及各地支左部隊對某些派別的偏好。[55]

順便提一句，批判「血統論」雖然開罪許多領導人，卻在民間享有強烈的認同，其原因首先是切身利益，同時也有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層基礎。中國自古以來重視家族身份，但是自隋唐以後，建立在科舉取士基礎上的官僚政治是中國政治制度和文化的重要內容，它與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不同，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僚才被視為「正途」，而除了皇帝和少數王公貴族之外，僅依靠家族勢力是難於獲取世襲政治權力的。一千多年的傳統已經形成深厚的文化積澱。如果說，在具有俄國貴族政治傳統的蘇聯，搞幹部子女政治特權、「老子英雄兒好漢」還有某些民族文化背景的話，那麼，在中國則註定會與傳統文化發生衝撞。這是批判「血統論」的社會文化基礎。

極左派思潮沒有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湖南「省無聯」等極左派，注重社會關係的考察，同情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和社會的邊緣羣體、弱勢羣體。他們在領導層沒有政治靠山，在意識形態上，他們是領導層的批判者、現行制度的批判者。

文革前，學生處於學校和社會的一元化教育和管理之下，思想上呈現與中央高度一致的特徵，不用說異端思想，即使是個性強烈的思想也往往被消滅於萌芽狀態。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中，紅衛兵運動表現了思想的多樣性，其背景是中共中央內部發生嚴重的衝突，毛澤東自下而上發動羣眾參與黨內鬥爭，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下，賦予羣眾前所未有的廣泛的「大民主」，包括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等權利，號召羣眾以此為武器去揭發、批判、審查當權派，鬥爭其中的所謂走資派。毛澤東的這個決策給了青年揭露政治和社會陰暗面的某些權利，青年的思想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號召下，一反文革前「一切聽從黨召喚」，「做黨的馴服工具」的統一於主流思想的狀態，出現了不同政治觀點的爭鳴。思想的閘門一旦打開了一個缺口，哪怕十分有限，也很難駕馭，即使以毛澤東及其為首的中央在青年中的崇高權威，也難以完全控制。紅衛兵思潮各流派，雖然都表示擁護毛澤東和黨中央，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常常固執自己的觀點，致使毛澤東為首的中央不得不使用壓制甚至鎮壓的方法才能解決問題，例如對保守派、老紅衛兵派和極左派的壓制和鎮壓。

毛澤東在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戰略目標，剷除了劉少奇等一批走資派、「資產階級司令部」以後，結束了紅衛兵運動，但是已經不可能使紅衛兵一代人的思想重新回到文革前的一元化狀態。實際上，從1968年紅衛兵運動退潮時，淡出紅衛兵運動的青年學生就開始了新的思想探索，[56]並且在日後嚴厲禁錮的條件下，進行了艱難的思想跋涉。

當時批斗劉少奇的大字報

[1]〈王容芬上毛澤東書〉，載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52。

[2]王容芬的經歷據戴晴、洛恪的報道：〈女政治犯〉，載《位卑未敢忘憂國》，頁52–74。

[3]這是王容芬的話，王容芬的經歷據戴晴、洛恪的報道：〈女政治犯〉，載《位卑未敢忘憂國》，頁52–74。[4]2003年出版王容芬譯著《入世修行：馬克斯・韋伯脫魔世界理性集》的介紹，網址：http://www.d1.com.cn/html/gdsshow_ss.asp？gdsid=09156412。

[5]劉文輝1937年出生於職員家庭。父親在抗戰勝利後曾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總部專員，1949年以後命運坎坷。1957年劉文輝二十歲做工人時，在整風中直言批評。1958年劉文輝的父親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劉文輝為此申辯。於是，儘管反右派運動通常不在工人中劃右派，他還是在1958年被破格補定為右派分子。據劉文輝的弟弟劉文忠回憶，1966年9月28日劉文輝寫的〈駁文化大革命〉一文中，有這樣一些觸目驚心的話語：「反對毛的階級鬥爭理論」、「毛的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是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文化大革命強姦民意，瘋狂迫害民眾，是全民大迫害」、「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當權者人人正裝，登天安門城樓掀起狂熱的紅衛兵運動，宣揚窮兵黷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報刊廣播，操縱全國輿論，對內專政暴行，鎮壓知識分子，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猶之過，處人人唯唯諾諾不敢言，陷社會暗無天日，使神州大地百業俱毀，遍地饑餓赤身，窮山荒鄉，白丁文盲。工人不幹活，農民不種田，學生不讀書，教書者牛棚勞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號。武鬥傷民，殘酷迫害，抄家捕人，慘無人道⋯⋯」1982年1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過覆查，宣告劉文輝無罪，撤銷原判。參見劉文輝：《風雨人生路》（香港：崇適文化出版展拓有限公司，2005），序言，頁1–9、25–29、52–57、350–351。

[6]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頁111。

[7]關於遇羅克的情況，參見王晨、張天來：〈劃破夜空的隕星〉，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三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頁253–281。關於遇羅克的幾篇回憶文章，參見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

[8]遇羅錦：〈乾坤特重我頭輕——回憶我的哥哥遇羅克〉（1981年二稿），載《遇羅克遺作與回憶》，頁270–371。

[9]戚本禹與其他領導人1967年4月13日接見北京中學紅代會代表的講話，參見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頁101。有其他資料記載講話的時間是4月14日，估計是因為接見在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進行。

[10]王辰、張天來：〈劃破夜幕的隕星〉，載《歷史在這裏沉思》，第三冊，頁275。

[11]本文引用的遇羅克日記，均據《遇羅克遺作與回憶》，頁112–122頁

[12]以下引用遇羅克日記中的文字，用括號明日記日期。

[13]北京家庭問題研究小組（即遇羅克本人）：〈出身論〉（1966年7月初稿，9月定稿，11月修改），北京：《中學文革報》創刊號，1967年1月18日。

[14]北京家庭問題研究小組：〈談鴻溝〉，北京：《中學論壇》創刊號，1967年2月27日。

[15]清華附中紅衛兵：〈評《出身論》〉，北京四十一中《風雷激》編輯部：《風雷激——〈出身論〉有關材料》，1967年5月。

[16]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第二研究小組：〈駁《出身論》〉，《東風報》，第6期。

[17]北京輕工業學院東方紅公社作戰部、宣傳組：〈大毒草《出身論》必須連根剷除〉，原載北京《旭日戰報》，轉載於上海市批判《出身論》小組編印：《批判〈出身論〉》，1967年5月15日，頁66–74。

[18]第五研究小組：〈論出身——批判出身問題探討中的若干錯誤思想〉，北京：《只把春來報》，第2期，1967年3月12日。

[19]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兼駁清華附中紅衛兵「評《出身論》」〉，《中學文革報》，1967年2月10日。

[20]王申酉生平，參見金鳳：〈血寫的囑託〉，載王申酉著，金鳳、丁東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頁192–249。

[21]王申酉日記，參見《王申酉文集》，頁131–170。本文引用王申酉的日記均出自此書。

[22]這裏的Inside Red China的作者應當指美國記者海倫・福斯特（Hellen Foster Snow），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前妻。Inside Red China（《紅色中國內幕》，又譯《續西行漫記》）是海倫・福斯特繼丈夫埃德加・斯諾之後訪問陝北革命根據地的記實性著作，以尼姆・韋爾斯（Nym Wales）筆名於1939年英文出版。已知1981年以《紅色中國內幕》為題出版中文譯本，又於1991年以《續西行漫記》為書名出版。1964年王申酉日記中的這段話可能是來自《參考消息》之類報刊文章引用的海倫・福斯特其他著述的片段。王申酉也有可能在1964年讀到Inside Red China的英文版。

[23]金鳳：〈血寫的囑託〉，載《王申酉文集》，頁204–205。

[24]郭世英（1942–1968）是著名文學家、社會活動家郭沫若之子。1962年至1963年初，在北京大學讀書的郭世英與中學時的同學結成名為「X」的團體（詩社或小組），編輯手抄刊物《X》，主要發表四位成員的詩歌、散文和雜文，強調獨立的人格，不符合官方主旋律，朋友之間有些議論涉及政治但並無明晰的批判性觀點。1963年5月郭世英及X社被告思想離經叛道且有出逃境外的企圖。隨後，X社兩名成員被判勞動教養，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農場勞動，此外還有數名學生受牽連。此事驚動周恩來。顯然是照顧到郭沫若的聲望，1965年秋郭世英結束農場勞動，到北京農業大學重續學業。文革開始以後，郭世英被批判，1968年4月遭北京農大造反派關押和刑訊逼供，墜樓身亡，年僅二十五歲。

[25]據曹天予（口述），師欣（整理）：〈我和郭世英〉，《南方週末》（廣州），2004年8月5日。

[26]本節關於王正志的資料均依據孫信芳：〈赤膽篇〉，載《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下冊（北京：羣眾出版社，1981），頁147–159。

[27]許開海、喻方第：〈倖存者的控訴〉，載《上訪通訊》編輯部編：《春風化雨集》，上冊（北京：羣眾出版社，1981），頁402–411。

[28]朱學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文中，稱那些在1968年紅衛兵運動退潮時開始進行獨立思考的青年為「六八年人」，參見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頁321–338。

[29]1968年11月13日《浙江日報》發表文章〈兩條路線鬥爭豈容抹煞！〉和〈且看「三無」「兩全」論是什麼貨色〉，批判「全民選舉論」等觀點，但沒有描述「全民選舉論」的要點。

[30]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巴盧庫時的談話。

[31]朱學勤：〈從「公民意識」看中國的困難與曲折〉，載朱學勤：《書齋裏的革命》（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頁328–343。

[32]朱學勤：〈從「公民意識」看中國的困難與曲折〉，載朱學勤：《書齋裏的革命》（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頁328–343。

[33]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

[34]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紅衛兵：〈告全市紅衛兵緊急呼籲書，十萬火急！！——徹底粉碎反革命的復辟陰謀〉（傳單），1966年8月27日。

[35]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編輯：《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1967年7月；首都八一學校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主辦：《春雷》，1967年3月23日。

[36]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寫：《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1967年9月至10月，頁134–135。

[37]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第一號通令〉（1966年10月8日），載《首都紅衛兵》，1966年10月9日。

[38]省無聯長沙一中鋼三・一九兵團「奪軍權」一兵：〈中國向何處去？〉（1968年1月8日），作為批判資料發表於《廣印紅旗》，1968年3月。

[39]《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人民日報》，1967年11月7日。

[40]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編輯部：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7年8月26日。

[41]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天安門縱隊：〈誰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就和他拼——評《四一四思潮必勝》〉，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7年8月26日。

[42]〈怎樣認識無產階級政治革命〉（1968年6月12日），原載《揚子江評論》總第10期，此文摘要見《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頁353–354。

[43]中國科技大學「紅炮班」大字報〈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萬歲〉（1966年10月）。據華新民：〈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網上刊物《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http：//www.cnd.org/CR），第227期，2004年8月23日。

[44]省無聯長沙一中鋼三・一九兵團「奪軍權」一兵：〈中國向何處去？〉（1968年1月8日），作為批判資料發表於《廣印紅旗》，1968年3月。

[45]省無聯長沙一中鋼三・一九兵團「奪軍權」一兵：〈中國向何處去？〉（1968年1月8日），作為批判資料發表於《廣印紅旗》，1968年3月。

[46]〈我自巋然不動〉，載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首都紅衛兵》編輯部編印：《為毛主席而戰——三司〈首都紅衛兵〉文選》（1967年9月），第306頁。

[47]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兼駁清華附中紅衛兵「評《出身論》」〉，《中學文革報》，1967年2月10日。

[48]紅中會長沙一中《奪軍權》一兵：〈關於組織和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1967年10月），湖南省農業廳《韶山戰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反革命大雜燴——省無聯》。

[49]紅中會長沙一中《奪軍權》一兵：〈關於組織和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1967年10月），湖南省農業廳《韶山戰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反革命大雜燴——省無聯》。

[50]尤西林的回憶文章：〈文革境況片斷〉，載《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8。

[51]〈五四運動〉（1939年5月），載《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頁523。

[52]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代表團長會上的講話。原話是：「總而言之，我這些材料（：當時印了一批古今中外發明家的材料）要證明這一點：是不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來剝奪那些翹尾巴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資本。要少一點奴隸性，多一點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勵工人、農民、老幹部、小知識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來創造。」參見《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頁14。

[53]分析中國知識分子民粹主義的文章不少，例如許紀霖：〈朱自清：從象牙塔到十字街頭〉，載《許紀霖自選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28–250。原載《學人》，第十三輯。

[54]1966年12月16日，江青在北京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的講話，刊登於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1966年12月，頁569。

[55]徐友漁指出了這個傾向。他說：「文革中許多人都有一種感覺，認為保守派的後台是各級『走資派』，當上面的『走資派』失勢時，保守派即隨之瓦解。激進造反派的後台是中央文革（這一點相當明顯），而溫和派的後台是周，雖然拿不出多少直接證據證明這一點，但是我至今還認為這種感覺是正確的。」徐友漁說：與中央文革不同的是，周恩來自從通過周榮鑫、雍文濤直接支持「西糾」被江青抓住把柄以後，對羣眾組織的干預就隱蔽和微妙得多了。參見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頁120。

[56]北京大學學生何維凌等人在1968年組成「共產青年社」進行思想探討，因為懷疑林彪被打成反革命。這類團體重在思想探討，而不是政治運動，已與紅衛兵、造反派組織有所不同，可以看作是「六八年人」的初期活動。遺憾的是缺少關於北京大學「共產青年社」思想活動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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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上 編 紅衛兵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1966–1968）
第一章 老紅衛兵思潮和保守派思潮
第二章 造反派紅衛兵思潮和極左「新思潮」
第三章 非主流思潮及紅衛兵思潮比較分析